首联交代了舜庙的位置,对这位“逊尧”“禅禹”的圣君给予了高度评价。
颔联写景。舜建都的事和长眠地都随着河水流逝、时间的逝去不可追。
颈联紧承上联:舜的塑像看似寂寥的存在,但舜的精神永存,舜的德泽已遍布天下。
尾联:风吹柏树之声,仿佛《南风歌》的韵律,言外之意,虞舜解民忧、富民财的为政思想余韵不息。 全诗通过对舜和他高尚品德的怀念,表达了对舜高尚节操的赞美。同时期待像舜那样“逊尧”“禅禹”人物的出世赖力挽狂澜,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竹子挺拔秀立,生命力强,加之有志向高洁,卓然不群的象征之意,历来是文人墨客丹青画手乐以歌咏描绘的对象。白居易这首《画竹歌》,通过对好友萧悦所画竹枝的再现与评价,赞扬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卓越的艺术思想。
协律郎:官名,正八品上,属太常寺,掌管音律。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善画竹。在杭州住过一段时期,与白居易过从甚密。
诗的开头四句落笔平直,首先告诉读者,竹子是最难以描绘的一种植物,古往今来,多少丹青妙手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却鲜有画得和真竹相似者。而协律郎萧悦却独能下笔逼真,可谓绘竹第一人。以此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下文探求萧悦独得画竹之秘原因的好奇心。
接着,诗人从三个方面表现萧画的非凡不俗之处:一是将萧画与他人所画作对比,从而表现萧氏所画生机勃勃,枝活叶动,秀拔耸立;而他人所画竹身粗壮,臃肿不堪,枝叶萎靡,毫无生气。这是从侧面,以他人之画的拙劣来衬托萧画的不凡。其二是正面描写萧画竹子的环境、神态。野塘水边,埼曲岸侧,森森然有竹两丛,挺拔秀立。所谓“野塘水边埼岸侧”,是极力表现画面的野趣、奇趣。因为野塘曲岸,更容易形成一种远离人间烟火、超越世俗的气氛,与人格化的竹枝更相吻合。下文“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是从画面的细处描写,是画中竹枝的特写镜头。婵娟是形容竹子神态的秀美,左思《吴都赋》:“其竹则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不失筠粉态,是指其逼肖真竹,表明图画连青嫩带粉的鲜态及在风惊烟锁的特殊环境中,摇曳多姿、萧洒脱俗的婀娜神态都毕现无遗。由于画得如此逼真,竟使诗人怀疑这不是画,而是真实的生长于泥土之中的竹子了,他回忆起在天竺寺前、湘妃庙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竹子。这是第三层描写。“低耳静听疑有声”堪称是诗人的神来之笔,因为只有现实中的竹子才会在风吹之下发出婆娑之声。萧氏所画竟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丹青以来唯一人”之誉诚非虚言。
诗的最后一部分是感叹如此绝妙的绘画,竟然少有人赏识,诗人与画家只有相顾失笑,嘘唏感慨一番。然而岁月难驻,时光易逝,身怀绝技的画家已是手颤眼花,满头华发的老人了。这幅画便是他的绝笔之作。自此以后,再想求得他的画已是难乎其难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画家的珍惜之情,无形中也抬高了这幅画竹的价值。
诗的开头曾评价萧氏画竹能够“下笔独逼真”,诗中通过萧画与别人所画的对比,萧画本身的神态和真实的竹子三个方面对“逼真”二字作了具体描述,可谓层层递进,结构严谨。关于“逼真”的好处,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个‘真’固然指食物,可是一方面也是《老子》、《庄子》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一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论逼真与如画》)宋人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也就是说,只追求形似并不足奇,写活,传神,有幽姿远韵,才是逼真的要求。白居易这首诗在描述萧悦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也就是说萧氏事先成竹在胸,意在笔先。将个人意趣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
“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拨不断·九重天》),在仕途中抑扬了大半辈子的马致远,晚年时还没有飞腾的机会,一直浮沉于风尘小吏的行列中。二十年俯仰由人的生涯,留给他的,该有多少辛酸的回忆!马致远后期散曲中,不止一次提到宦海风波,时时准备退出官场,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这首小令就作于马致远归隐之后。
此曲起首“菊花开,正归来”二句,用陶渊明归田的故事。马致远的确像陶潜那样,感到以往生活之可厌,是误入了迷途,而归隐才算是走上了正道。以下三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友白,在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为鼎足对,将三组美好之事、高雅之人聚集在一起,极力妆点,说明归隐的生活乐趣:虽然闲居野处,并不谢绝人事,不过所交往的,都是虎溪的高僧,鹤林的道友,龙山的佳客;就像他最崇拜的杜甫、陶潜、李白这些古代杰出的诗人那样,在草堂之中,菊篱之旁,青山之间饮酒斗韵,消闲而自适。何况,还有洞庭的柑橘,东阳的美酒,西湖的螃蟹!这样的田园生活,自然让人为之陶醉,乐在其中矣。对于马致远的归隐,有些友人可能不友理解,因而在小令的最后,他才用诙谐调笑的口吻,作了回答:“楚三闾休怪!”这里,一点也没有否定屈原本人的意思在内,也不是完全忘情于天下,而是含蓄地说明,当权者的统治友糟,不值得费力气为它去卖命。这是他归隐的动机所在。
此曲用典较多,但并不显得堆砌。由于这些典故都比较通俗,为人们所熟知,以之入曲,抒写怀抱,不仅可以拓展作品的思想深度,而且容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范雎初见秦王,既不像初出茅庐时的苏秦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已为秦相时的张仪那样咄咄逼人,而是谨言慎行,唯唯再三,欲言又止。这是为什么?
说客游说人主实非易事,弄不好会有生命之虞。范雎以一籍布衣的身份游说秦昭王,正如他所说“交疏言深”,这时,他对秦王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还不十分清楚,秦王喜欢听什么,想要干什么,他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因此,他必须先加试探,察言观色。他要贡献于秦王的谋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逐把持朝政的以宣太后、穰侯为首的“四贵”。而秦王与他们有骨肉之亲,并且是在他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即位的。范雎明白,若稍有不慎,就会“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言甚深而交情甚浅,范雎能不顾虑吗?所以他吞吞吐吐,疑虑重重,回环往复,拖拖沓沓,而同时却又引古论今,援他况己,旁敲侧击,铺张扬厉。一方面对秦王反复进行试探,看他是否真心信任自己,是否能听从建议摆脱骨肉之亲的羁绊而自强自力;另一方面又反复申述自己对秦昭王的无限忠诚。在“何患乎”“何忧乎”、“何耻乎”的层层叙述中,对秦昭王展示自己的忠心,甚至表示“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好像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段说辞,淋漓酣畅,委婉周密,恳切动听。终于瞅准时机,于云山雾罩之中微露真意:“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暗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这段话说白了就是:你的处境危如累卵,有了我你才会安然无恙。表面上是强调秦王与秦国的危险,实际上是为自己能得到重用作铺垫。这就是谨慎精明、老练的范雎,一个不同于一般纵横家的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