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稽山”即指越州之会稽山，大禹治水时会诸侯及计议于此，初名“会计山”，后称“会稽山”、“稽山”，它由许多山峰相连组成，长达百里。“嵯峨”指山峰参差巍峨之势。首句是说，郁郁葱葱、云雾缭绕、群峰连绵的会稽山是多么壮丽呵!这真是写山景的绝妙佳句。接着是“镜水无风也自波”，这句表面上看不像是在写越州之镜湖，因为镜湖平如镜，怎能够自动涌现出波澜呢？而实际上唐代的镜湖有上百个小湖组成，浙江潮水和山洪的冲击造成了各湖的落差，所以无风时湖上也有水流现象，造成“自波”。其实这是贺老在写湖景的奇美！写镜湖的动态及家乡的景色！
第三句“莫言春度芳菲尽”，是说不要以为春天的芳香已经过去，炎热的夏天来临了。而夏天依然有比春天更好的景色呢!因此引出了“别有中流采芰荷”的一景。“芰”是四条角的菱，任安贫《武陵记》注云，四角菱曰芰，两角的曰菱。它有大小不同的青红色二种，红色的芰通常比青色的要大，出壳后食之，味特鲜美。它生长于湖河之中，吴越人特爱种植。夏天，乡人们用专用的菱桶采摘，晚上全家围坐一桌食之。
“荷”是一种水生植物，荷花中生莲子，故称“莲荷”。莲子可食用，又能治病，所以采莲的人很多。镜湖中大片的荷叶、荷花及采莲的姑娘，形成了一道人与自然美交融相映的风景线，这在北方的长安城里是看不到的。贺知章年青时经常看到的这一景，五十年后在越州镜湖又看到了。旧景新发，于是写了《采莲曲》。
宋代不设郡，但习惯仍称州为郡，故州中公署后的园圃亦称“郡圃”。韩琦晚年既老且病，连一般的公务也应付不了，只能终日闲居；这种生活，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韩琦来说，是一种难耐的折磨。而当他对着郡圃的一派暮春景色时，感物生情，这种愁情更抑制不住。因此，前半首就从这些景物着笔，但并非简单罗列，而是融合了诗人不断变化的情绪，表现出深厚的功力。
“溶溶春水满方塘”，一个“满”字，活画出春水方生的气象。当此碧波平岸、春深如海之际，诗人本应开口一笑，愁苦俱忘。但突然之间，微风送来几缕淡淡的清香，诗人敏感地知道：这是春花正在随风飘堕。芳时难留，烟景不再，该送春了。诗人目光所对是自然界的落花，心中所思则是生命的凋谢，于是悲从中来。但妙在诗人并不将这种愁情一泻无余，而是极为含蓄，暗寓于景物描写之中：“尽日杨花飞又歇，有时林鸟见（即‘现’）还藏。”“尽日”，这是根据当时的观察作出的推论，从中隐隐可见诗人的闲愁。在用字遣词上，“又”、“还”，亦意在表现景物的不断重复，单调可厌，从而展示出诗人心境的烦闷、孤寂。
第三联由景及人，关键在一个“闲”（“静”也是闲的意思）。韩琦本来是不“闲”的，他一向在朝廷或边关任职，政事繁剧，军务倥偬；当身染重病之后，为了调养，才申请回到故乡相州任职，因为这里是内地，要“闲”得多。后来病情加重，更是终日“闲”居了。但结果，“沉疴不为闲来减”，希望落空了；不仅如此，还因为过于闲散却又不甘闲散，既有生理的痛苦，又有精神的苦闷，更觉得时间难熬。所以，“流景（即时光）知从静处长”在字面上和上句是对偶，但意义并非平列，而是递进一层，抒写他的伤感。
最后一联直抒无可奈何的春愁。古人称酒为“酒兵”，谓酒能消愁，如同兵能克敌。说“欲战”，就暗含这个比喻在内。“愁”本不可数，加以“万”字，突出愁多，“战”字则从反面衬出愁多。愁情既如是之甚，诗人想借酒一浇，无奈因病戒酒，连这也不能做到。于是，一切防守的力量尽失，只好任凭“万愁”进攻了。
诗的最后一句，诗人用力点破这“万愁”的由来：“三月去堂堂。”这既是实写春水满塘、春花堕地，浩荡春光正堂堂逝去；同时，它又是虚拟，比喻诗人桑榆晚景，沉疴在身，这是愁的根源，自然界春天的逝去不过是愁的触媒。诗用五个字将这两层丰富的内容融为一体，所以极有分量；唯其如此，“可堪”二字才益显沉重，情调衰飒，诗人不胜其悲。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