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游子怀乡的诗。怀乡而欲归不得,阻山隔水,于是感极下涕。
诗中有一个矛盾,就是将“巫山”和“淮水”同地并称。闻一多《乐府诗笺》说:“《南部新书》庚:‘濠州西有高唐(原误塘,从《封氏闻见记》、《诗话总龟》改)馆,附近淮水。’案此与夔蜀之高唐馆同名,以地名迁徙之例推之,疑濠西淮水附近之高唐馆,其所在之山亦名巫山。此诗巫山淮水并称,即濠西之巫山也。”也可以不必拘泥字面,泛指山高水长。
诗的前四句写山高水深。山是巫山,水是淮水,写水深山高的同时,交待了诗人所在的地域,与下文“欲东归”相照应。山不独高,而且广大,着力写道路险阻。写水,强调其深,因为深,难以渡过。“山高”与“水深”相对应,山高是虚写,用作水深的陪衬,对水深有加重和渲染的作用,呈现出难以逾越的意念。这四句为全篇作铺垫,或者叫“造势”。
“我欲东归”到“泣下沾衣”六句开始集中写水。从“我欲东归”一句,可知诗人的家乡在淮水下游,他要归家,必须走水路。在他产生“欲东归”的想法的同时,残酷的现实便像特写镜头一般推到他眼前,他不禁惊叫:“害梁不为?”原来这淮水没有桥梁。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然而,诗人心中尚存一丝希望,就又想:我何不乘船归去?可是,船呢?“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二句含着悲和怨。上一句是悲伤的自语;下一句则衔怨于淮水: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汤汤回回”地奔流不息,莫不是有意跟我作对!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过河没有桥,渡水没有船,满心希望全化作泡影。无奈之时,诗人只有“临水远望”:水天的尽头,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此时可望而不可即。他内心激动极了,像涨起很高的潮水,无法平静下去;终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潮水冲出了闸门。
最后两句:“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扣住怀乡思归的主题。但其作用不仅止于此。上面六句都是具体写思归,这两句则在于提高感情的强度,犹如一支乐曲用高八度的复唱作煞尾;正因为如此,“谓之何”三字是那样铿锵有力。
这是一篇杂言诗,其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各类句式。开头四个三字句,两两对仗,一气连作,表现山高水深,气势逼人。再用两个四字句将节奏放缓,跟着一个五字句,一个六字句,这同诗的感情变化起伏相一致。下面又是两个四字句,语势再度趋于平缓。接下一个七字句,陡起波澜,紧逼出一个顿挫有力的三字句,全诗嘎然而止。感情的抒发如直接从诗人胸中流出,略无掩饰,显得朴实深厚。字句上绝无半点斧凿痕迹;不见用力,却字字有斤两。所有这些,形成这首诗古朴真挚的风格。
在汉乐府中,游子怀乡、欲归无因已成为一类歌辞的母题。如《悲歌》中有四句作:“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又有一篇《古歌》说:“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些诗句,与此篇似乎有某种联系。
此诗开头气势凌厉。蜀汉雄壮的铁骑,高举着绘有熊虎和鸷鸟的战旗,以排山倒海之势,飞速北进,威震中原。“高压”一词本很抽象,但由于前有铁马、云雕、柳营等形象做铺垫,便使人产生一种大军压境恰似泰山压顶般的真实感。“柳营”这个典故,把诸葛亮比作西汉初年治军有方的周亚夫,表现出敬慕之情。三、四两句笔挟风云,气势悲怆。“天晴杀气”,既点明秋高气爽的季节,又暗示战云密布,军情十分紧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灾难却降临到诸葛亮头上。相传诸葛亮死时,其夜有大星“赤而芒角”,坠落在渭水之南。“妖星”一词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赍志以殁的无比痛惜。
前四句全是写景,诗行与诗行之间跳跃、飞动。首联写春,颔联便跳写秋。第三句写白昼,第四句又转写夜间。仅用几组典型画面,便概括了诸葛亮最后一百多天里运筹帷幄、未捷身死的情形,慷慨悲壮,深沉动人,跌宕起伏,摇曳多姿。温庭筠诗本以侧艳为工,而此篇能以风骨遒劲见长,确是难得。后四句纯是议论,以历史事实为据,悲切而中肯。
诸葛亮竭智尽忠,却无法使后主刘禅从昏庸中醒悟过来,他对刘禅的开导、规劝没有起什么用。一个“空”字包蕴着无穷感慨。“不由人”正照应“空寤主”。作为辅弼,诸葛亮鞠躬尽瘁,然而时势如此,他实在难以北取中原,统一中国。诗人对此深为叹惋。诸葛亮一死,蜀汉国势便江河日下。可是供奉在祠庙中的诸葛亮像已无言可说,无计可施了。这是诗人从面前五丈原的诸葛亮庙生发开去的。谯周是诸葛亮死后蜀后主的宠臣,在他的怂恿下,后主降魏。“老臣”两字,本是杜甫对诸葛亮的赞誉:“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用在这里,讽刺性很强。诗人暗暗地把谯周误国降魏和诸葛亮匡世扶主作了对比,读者自然可以想象到后主的昏庸和谯周的卑劣了。诗人用“含而不露”的手法,反而收到了比痛骂更强烈的效果。
整首诗内容深厚,感情沉郁。前半以虚写实,从虚拟的景象中再现出真实的历史画面;后半夹叙夹议,却又和一般抽象的议论不同。它用历史事实说明了褒贬之意。末尾用谯周和诸葛亮作对比,进一步显示了诸葛亮系蜀国安危于一身的独特地位,也加深了读者对诸葛亮的敬仰。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