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欲飘零犹醖藉，柳才依约已风流。
关心弟妹无黄犬，入梦江湖有白鸥。
别后故人相念否，东风应倚仲宣楼。
梅欲飘零犹醖藉，柳才依约已风流。
关心弟妹无黄犬，入梦江湖有白鸥。
别后故人相念否，东风应倚仲宣楼。
其一
此诗通过送荔枝这一典型事件，鞭挞了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有着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精妙绝伦，脍炙人口。
起句描写华清宫所在地骊山的景色。诗人从长安“回望”的角度来写，犹如电影摄影师，在观众面前先展现一个广阔深远的骊山全景：林木葱茏，花草繁茂，宫殿楼阁耸立其间，宛如团团锦绣。“绣成堆”，既指骊山两旁的东绣岭、西绣岭，又是形容骊山的美不胜收，语意双关。
接着，场景向前推进，展现出山顶上那座雄伟壮观的行宫。平日紧闭的宫门忽然一道接着一道缓缓地打开了。接下来，又是两个特写镜头：宫外，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疾奔而来，身后扬起一团团红尘；宫内，妃子嫣然而笑了。几个镜头貌似互不相关，却都包蕴着诗人精心安排的悬念：“千门”因何而开？“一骑”为何而来？“妃子”又因何而笑？诗人故意不忙说出，直至紧张而神秘的气氛憋得读者非想知道不可时，才含蓄委婉地揭示谜底：“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两字，透出事情的原委。《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明于此，那么前面的悬念顿然而释，那几个镜头便自然而然地联成一体了。
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杜牧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含蓄、精深，诗不明白说出玄宗的荒淫好色，贵妃的恃宠而骄，而形象地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就收到了比直抒己见强烈得多的艺术效果。“妃子笑”三字颇有深意。春秋时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点燃烽火，导致国破身亡。读到这里时，读者是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无人知”三字也发人深思。其实“荔枝来”并非绝无人知，至少“妃子”知，“一骑”知，还有一个诗中没有点出的皇帝更是知道的。这样写，意在说明此事重大紧急，外人无由得知，这就不仅揭露了皇帝为讨宠妃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也与前面渲染的不寻常的气氛相呼应。全诗不用难字，不使典故，不事雕琢，朴素自然，寓意精深，含蓄有力，是唐人咏史绝句中的佳作。
其二
唐玄宗时，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后伺机谋反，玄宗却对他十分宠信。皇太子和宰相杨国忠屡屡启奏，方派中使辅璆琳以赐柑为名去探听虚实。璆琳受安禄山厚赂，回来后盛赞他的忠心。玄宗轻信谎言，自此更加高枕无忧，恣情享乐了。“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正是描写探使从渔阳经由新丰飞马转回长安的情景。这探使身后扬起的滚滚黄尘，是迷人眼目的的烟幕，又象征着叛乱即将爆发的战争风云。
诗人从“安史之乱”的纷繁复杂的史事中，只摄取了“渔阳探使回”的一个场景，是颇具匠心的。它既揭露了安禄山的狡黠，又暴露了玄宗的糊涂，有“一石二鸟”的妙用。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是表现了空间的转换，那么后两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则表现了时间的变化。前后四句所表现的内容本来是互相独立的，但经过诗人巧妙的剪接便使之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暗示了两件事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从全篇来看，从“渔阳探使回”到“霓裳千峰上”，是以华清宫来联结，衔接得很自然。这样写，不仅以极俭省的笔墨概括了一场重大的历史事变，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事变发生的原因，诗人的构思是很精巧的。
将强烈的讽刺意义以含蓄出之，尤其是“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两句，不着一字议论，便将玄宗的耽于享乐、执迷不悟刻画得淋漓尽致。说一曲霓裳可达“千峰”之上，而且竟能“舞破中原”，显然这是极度的夸张，是不可能的事，但这样写却并非不合情理。因为轻歌曼舞纵不能直接“破中原”，中原之破却实实在在是由统治者无尽无休的沉醉于歌舞造成。而且，非这样写不足以形容歌舞之盛，非如此夸张不能表现统治者醉生梦死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国破家亡的严重后果。此外，这两句诗中“千峰上”同“下来”所构成的鲜明对照，力重千钧的“始”字的运用，都无不显示出诗人在遣词造句方面的深厚功力，有力地烘托了主题。正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表现手法，使之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全诗到此戛然而止，更显得余味无穷。
其三
这是三绝句中的最后一首，也是一首讽喻诗。
“万国笙歌醉太平”，此言唐玄宗整日与杨贵妃在骊山游乐，不理朝政，举国上下也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倚天楼殿月分明”，此言骊山上宫殿楼阁高耸挺拔，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此句语带讥刺地说：想当年安禄山在骊山上觐见唐玄宗和杨贵妃时，在大殿中拖着肥胖的身体翩翩作胡旋舞，竟引发了杨贵妃爽朗的笑声。“风过重峦下笑声”，此言那笑声随风飘扬越过层层峰峦，在山间久久回荡。
据载：杨贵妃见安禄山作胡旋舞，心花怒放，竟收安禄山做自己的干儿子，唐玄宗也非常高兴，对安禄山分外器重，委任他为三镇节度使。但恰恰是他们的这位干儿子对他们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大唐帝国也从此滑向衰亡的深渊。
此诗含蓄委婉，笔调看似轻快，实则对亡国之君的荒淫误国给予了辛辣无情的嘲讽。
此诗是一首抒情诗，前四句说夫妻恩爱，五句至八句写深夜话别，九句至十二句写黎明分手，最后四句写互勉立誓。全诗以时间为序，围绕夫妻恩爱，突出话别、分手和互勉。语言质朴明白，生动流畅。
开头四句从夫妻平时恩爱叙起，说明自结为夫妻之后，两相恩爱，从无猜疑，这样就为离别与相思，做了铺垫。三四两句，虽未明言离别，但从欢娱燕婉，仅有今夕的描写中，已透出夫妻即将分别的信息。既然夫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良辰在于今夕，这短暂的时光就特别可贵，从惜时写惜别，虽未明言离别而离思已满。开头四句，委婉含蓄地写出了夫妻离别的凄苦。
“征夫怀远路”以下四句，叙述将要分别的景物。“征夫”乃作者自指，“远路”即去匈奴之路。此时作者王命在身，奉命使北，不得不割舍夫妻之情。也可能是王命急宣的缘故，诗人需要夙夜起身，故起观夜色，惟恐误了行程。仰观天际，看到参星与辰星皆已陨落，天色将曙，此时应踏上征途，别妻远行了。
“行役在战场”以下四句，正面摧写夫妻离别。首句点明去路，“战场”指匈奴统治之地，自秦至汉，匈奴成了北地主要的边患，可以说是个古战场，所以李白《战城南》云：“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不过这次苏武使匈奴，并不是到这个古战场上去与匈奴打仗，而是因“送匈奴使留在汉者”，此处露出了伪托的马脚。既然去路是如此遥远，不管行役作战也好，出使也好，夫妻再相见是无有定期的，想到这里，夫妻之间惟有握手长叹，泪满衣襟，有不胜临歧之痛。
末四句写新婚夫妇临别时的相互郑重叮咛。其中“努力”二句是妻子对丈夫的嘱托，她要丈夫在行役中爱惜自己的青春年华，注意保重身体，同时牢记夫妻间的恩爱与欢乐，体现了一个妻子的关心和担心；“生当”二句是丈夫对妻子的回答：“若能生还，一定与你白头偕老，若死在战场，也将一直把你怀念。”表现了丈夫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段对话，不仅展示了人物朴实、美好的内心，而且更充实了诗首二句中“两不疑”的内容，使全诗增添了一种悲剧气氛。前贤曾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此诗正符合这样一种说法。男女相爱结为夫妻，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可是在残酷的兵役制逼迫下，它只能像一朵刚绽放即被摧残的花，转瞬即逝，无法追回。
历史上有许多写离状别的佳作，此诗当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它的选材、表达、风格等，都对后代有广泛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作《新婚别》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