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裕焚车》是一篇质朴的散文,用的虽是口语,但短小精悍、意味隽永、耐人回味。本文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历来为人们所喜读,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其所述的阮裕这一人物事迹,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影响很大。
文章中阮裕的形象,首先无私助人,让人尊敬。一个与阮裕没有很大交情的人因某件旁人看来较为晦气的事向阮裕借车他都肯借,可以看出阮裕的爱心。其次,阮裕不愿意保留不能体现使用价值的东西。阮裕焚烧了马车,使自己的私心绝灭。阮裕有着直率、助人为乐以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性格,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最后,通过阮裕的正面形象,本文还讽刺了因吝惜自己的钱财而不肯去帮助他人的人。这也体现了《世说新语》一贯的风格。
这是《诗经》中最简短的篇章之一,文句虽简单,但在《周颂》中地位却较重要:它是歌颂文王武功的祭祀乐舞的歌辞,通过模仿(所谓“象”)其外在的征战姿态来表现其内在的武烈精神。按《雅》、《颂》之诗,称扬文王多以文德,赞美其武功,那就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
诗首句感叹当时天下清平光明,无败乱秽浊之政,次句道出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文王有征伐的良法。据《尚书大传》等记载,文王七年五伐,击破或消灭了邘、密须、畎夷、耆、崇,翦除了商纣的枝党,为武王克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沿用文王之法而得天下,推本溯源,自然对“文王之典”无限尊崇。下面第三句“肇禋”,郑笺解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即讨伐纣的枝党(如崇国)以削弱其势力。郑说有《尚书中候》、《春秋繁露》等书证,“肇禋”即始创出师祭天之典,自确凿无疑。《大雅·皇矣》叙文王伐崇,有“是类是祃”之句,“类”是出师前祭天,“祃”是在出征之地祭天,与此篇的“肇禋”也是一回事,可以彼此互证。最后两句,“迄用有成”直承“肇禋”,表明“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郑笺);又以“用”字带出用文王之法,暗应“文王之典”。“维周之祯”则与第一句“维清缉熙”首尾呼应,用虚字“维”引出赞叹感慨之辞,再次强调“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同上)。作者这样的文字处理,未必是刻意为之,而在结构上自有回环吞吐的天然妙趣。戴震《诗经补注》谓其“辞弥少而意旨极深远”,对此诗小而巧的结构却有着较大的语义容量深有会心。
这样的一首古诗,因其内容感情距当代读者的生活过于遥远,在接受过程中要产生审美快感,是比较困难的,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当能使读者对此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如果此诗的乐舞能够复原,那么,欣赏这一武舞,观看一下打扮成周文王之师的舞蹈家表演攻战之状,感受一下其武烈精神,应是一大艺术享受。
这篇文章对在故乡相州起兵和以往战况略作回顾后,自感只是“快国仇之万一”,又简述了这次建康之战。在末段,表达了“蓄锐待敌”、“功期再战”、洗雪国耻、收复中原的决心,是全文的中心所在。全文洋着高昂的爱国激情和忠愤之气,感人至深,语气刚峻,句句铿锵,斩钉截铁,一气贯通。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开头以九个字交待了时代的大背景。“板荡”用典,形容天下大乱,局势动荡。自“靖康之变”后,中原大乱,半壁江山仍岌岌可危,金人多次进军试图将大宋彻底覆灭,此时正处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危亡的“乱世”关头。
紧接着作者叙遭“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戎,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洗荡巢穴,亦且快国雠之万一。”唐太宗《赐萧璃》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河朔的陷落激起了作者“板荡识诚臣”的一腔热血。他少年时便发愤而起,毅然从军,此后数年间经历两百多次战斗。岳飞戎马一生正是他少年立志杀敌雪耻的最好验证。
作者曾作词《满江红》,“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可与词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交相辉映。在这一段中,岳飞已向“神明”告白自己从小为国征战的夙愿,为后文的立誓作了铺垫。
承前“快国仇之万一”而叙现在:“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今次提孤立之师,振奋而起,冲锋陷阵,击杀敌虏,出语如利刃长鞭般气势强锐。金兵南侵时,岳飞率军在广德、宜兴一带接连袭击金兵,取得一次次胜利。“振起宜兴”一句气壮山河,是战斗胜利的写照。
紧接着,“建康之役,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一鼓败虏”,第一通鼓就将敌人击败,喻明了士气极其高涨、锐不可当;“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既表明了要全歼敌人、洗荡敌巢的雄心壮志,又带有此次战役未能全歼敌军的惋惜。这一段对当前局势作了叙述,为下一段的誓词进一步作铺陈。
“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句是叙述的承转。后面誓盟的主文可分为两层来理解。其一是要激励士兵在未来的大战中将敌军彻底打败,向北越过沙漠,杀入胡虏的老巢,把夷人全部消灭。第二层意思是迎接徽、钦两位皇帝回京,收复被侵占的土地,解除朝廷忧虑,使天下归于太平。这一段对“神明”所立的誓言,发自于心,殷殷切切,言之凿凿,滔滔汩汩,一泻而下。这是岳飞当时在五岳祠从血管里喷出的誓言,也是他毕生的宏图大愿,充分表现了一位义烈的爱国英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令人钦佩之至。
此文篇幅虽小,但内涵丰厚,作者少年从军怀志百战,而今大胜后雄心大起,日后杀敌复国的壮志全都凝结在这短短的盟言里。他热血满腔,慷慨激昂,内心的激越奔涌而出,体现在文字上则感情充沛,语气刚峻,句句铿锵,斩钉截铁,一气贯通。读此《五岳祠盟记》令人想起他的另一诗篇《驻兵新淦题伏魔寺壁》:“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作者杀敌报国的英雄之气真可谓长贯斗牛。
诗中巴女的丈夫大约是乘船东下去经商,所以诗人模仿巴女的口吻,用极简单的几笔,勾勒出与丈夫分别时的情景,道出了女子当时的不忍分别的复杂心情。
诗中前两句写水、写船,“急如箭”“去若飞”两个比喻恰切描摹了巴水湍急以及小船疾去的情形。这既是对客观事物的实写,又含蓄地写出了送行者洒泪惜别的细微心理活动。在诗中主人公看来,顷刻离别,去若离弦,万千心事还没有来得及说,丈夫所乘坐的小船就消失在江水的尽头了,这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接下两句是对巴女内心活动的直接刻画。巴女送丈夫离去以后,落泪如雨,痴痴立在岸边,她默然地计算着:“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暗寓出身隔异地,夫妻两人不知何时才能团聚的悲伤之情。很多行商在外的旅人,由于交通极不便利,各种物质条件的贫乏,往往客死异乡,或者竟在外地另立家室。在家独守的商妇,大多形同孤寡、无依无靠,她们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所以她们与丈夫离别就象生离死别一样。本诗就在对这种无限惆怅的情调的描写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这首诗从题材到语言与六朝民歌几无区别,形式朴素简洁,语言明快自然、不假雕琢,真切生动地表现了巴女那种真挚淳朴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