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人之作,写年轻女子期盼与心上人相守相聚的怀春之事。词人只轻轻几笔的勾画便使意象鲜明,境界全出。“倚著闲窗数落花”之结语,形神俱到,确是精妙的收束。通读全词,清新自然,明白如话。
首句点明主人公身份:年轻女子。 “刺桐花底是儿家”,寥寥数语,听来无不给人以温柔旖旎,天真烂漫之感。接下“已拆秋千未采茶”一句,点明时令。古时,二月以后农事渐忙,故古人常于寒食清明后,拆掉秋千。秋千既拆,新茶未采,正是晚春时节。“睡起重寻好梦赊”,写少女春梦。醉眠之中,她做了好梦,但是醒后,美梦却渺茫难寻。“忆交加,倚著闲窗数落花。”这句“忆交加”点明了好梦为乃是“交加”之梦。睡梦之中,全是与心上人相守相聚的情景,醒来之后,却只有回忆。本想倚靠着闲窗,静数落花,但脑海里却满是关于两人在这窗前依偎看花的回忆。
这首小令与纳兰其他作品的风格截然不同,倒与南宋中期杨万里的诗(如《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蜒立上头。”)有所相似,采用白描的手法,用近乎口语的语言,描写生活细节的小情趣,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情窦初开的渴望与心上人厮守的小儿女形象。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诗。一二句写鱼梁洲渡头日暮十分喧闹,并以此衬托诗人沉静和洒脱超俗的胸怀。三四句写人们归家,诗人去鹿门,写出了世人与诗人不同的归途。五六句写月光照耀,夜登鹿门山的情景,表现出隐逸的情趣和意境。最后两句写庞公隐居之所,岩壁门外,松径寂寥,只有诗人与山林相伴,与尘世隔绝,诗人恬淡超脱的隐士形象跃然纸上。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写诗人傍晚江行的见闻。
首句写白昼已尽,黄昏降临,幽僻的古寺传来了报时的钟声,次句写沔水口附近的渔梁渡头人们急于归家时抢渡的喧闹,首句表现的是安宁静谧的环境,次句却表现喧嚣,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比照,这是远离人寰的禅境与喧杂纷扰的尘世的比照。
第二联,前句承“渔梁”诗意,是写村人各自上岸还家;后句承“山寺”诗意,写自己回到鹿门。这两句是以人归引出自归,作为前文的具体补述。两种归途展现两样不同的心境,这又是一个比衬,从中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的隐逸志趣和不慕荣利的淡泊情怀。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中鹿门山的林木本为暮霭所笼罩,朦胧而迷离,山月一出,清光朗照,暮雾竟消,树影清晰。诗人完全被大自然陶醉,他忘情地攀登着崎岖的山路,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庞公昔时隐居的地方。这微妙的感受,亲切的体验,表现出隐逸的情趣和意境,隐者为大自然所融化,至于忘乎所以。孟浩然仰慕庞公的志节,他在《登鹿门山怀古》中也吟有“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的诗句。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中这“幽人”,既指庞德公,也是自况,因为诗人彻底领悟了“遁世无闷”的妙趣和真谛,躬身实践了庞德公“采药不返”的道路和归宿。山岩之内,柴扉半掩,松径之下,自辟小径。这里没有尘世干扰,唯有禽鸟山林为伴,隐者在这里幽居独处,过着恬淡而寂寥的生活。
全诗虽歌咏归隐的清闲淡素,但对尘世的热闹仍不能忘情,表达了隐居乃迫于无奈的情怀。感情真挚飘逸,于平淡中见其优美,真实。显然,这首诗的题材是写“夜归鹿门”,颇像一则随笔素描的山水小记。但它的主题是抒写清高隐逸的情怀志趣和道路归宿。诗中所写从日落黄昏到月悬夜空,从汉江舟行到鹿门山途,实质上是从尘杂世俗到寂寥自然的隐逸道路。
此诗通过描写诗人夜归鹿门山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了诗人的隐逸情怀。整首诗按照时空顺序,分别写了江边和山中两个场景,先动后静,以动衬静,写出鹿门清幽的景色,表现诗人恬静的心境。
这是赵孟頫因送客城东,适见郊外春光明媚,心有所感而作的一首小诗。
诗人以自然清新的语言,描绘了郊野春色的美丽,抒写了他偶见春光的真切感受。 诗的前两句,是着意描写郊野春色。“野店”、“陌头”,是用村野小店、田间小路,点明此乃郊外。“红粉姿”,是用女子的姿色,来形容桃花。“红粉”,即胭脂和铅粉,因其皆为女子的化妆品,故引申而指女子。“绿烟丝”,是用绿色的轻烟,来形容嫩绿的杨柳细枝。这两句写得集中概括,如描如绘。春光种种,自难以一一道尽,故而诗人仅选择那最醒目的红的桃花、绿的杨柳以概括之。这样写,不仅大省笔墨,而且能突出诗人放野郊野的第一印象,还能以鲜明的色泽,唤起人们对春日郊野生机勃勃的种种美好联想。真是一以当十之笔法。
诗的后两句,是巧妙抒写偶见春光之感受。“却”,犹“了”。“过却春光”是“春光过却”之倒置。这两句,语极浅显,而充满真情,并且很有点哲理意味。其中,固然包含有时光易逝的感慨,而更多的却是得见春光的喜悦。试想,一个久居城中之人,整日琐事缠身,何以得见春色?一旦来到郊外,突然发现那艳丽的春光,怎能不欣喜万分?怎能不产生一种差点错过之感?何况,诗人得见这美丽而易逝的春光,乃是因为送客城东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那种不期而获的惊喜和侥幸之情,怎能不荡溢心间?本因送客而伤感,不想得遇此机缘,很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了。
此诗,虽无惊人之语,也谈不到什么重大的思想意义,但它却写得绘景如画,抒情真切,于自然流畅的语言中,传达出一种偶然得见郊野春光的真实感受,仍不失为一首精巧的诗作。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