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移恨于物手法，写暮春时节，少妇空守庭院思念郎君而“恨”时长的心态。苏轼擅长于将自然时令、外界景物与人物体态的情缘作为词的信息源泉，作为激发词情的触媒和表达词意的载体。“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伤春怀人。“落花”点明思郎时令，“闲院”描绘思郎守空房之寂寞，“春衫薄”说明思郎时感觉有寒气。这是心理上的反映，只好以衣物传达之。“闲花落”暗指思郎时散乱的情绪。“落”、“闲”、“薄”几字贯通，少妇的孤独感、寂寞感和烦乱感层层加深。“迟闲恨依依，依依恨闲迟”，最后两句又把这种复杂感情强化了。无论是“恨”依依不舍的恋情，还是“恨”见面的闲子来得迟迟的痴情，少妇都将一天天地熬煎下去，度闲如度年。
下片，以梦幻与现实相互映照的手法，进一步写少妇思郎的痴情与恨情。“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移情于黄莺，以黄莺托情，做着一场美梦。梦醒一喜，似乎郎君回归，连黄莺也不分昼夜嚼舌不停。忽然，现实虚无，拨弄舌头的黄莺也累得扫兴了，不得不进人梦乡。少妇一梦（幻）一醒（喜），黄莺一弄（喜）一梦（愁），相互映照，人通物情，物通人性，形萦神绕，似梦非梦。此谓以美好的生活环境烘托出少妇的寂寞孤独。“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又由梦幻回到现实，请问邮人顺便给我捎个信，这种结尾令人回味，此“恨”绵绵究竟有多长。
全词围绕“恨”字，情景融会，梦醒结合，喜恨交加，将一个痴情少妇思郎的复杂思绪、恨情，巧妙地展现于读者面前，有余音绕梁之效果。
花间词词风秾艳，辞藻华丽，多为闺阁香艳之词。张泌现存的九首《浣溪沙》亦多写深闺绣闱，怜香惜玉，散发着脂粉气，但这首《浣溪沙》却别富情调，生动活泼。
这首词写一募小小喜剧，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曾戏谓为“唐朝（应为“五代”）的钉梢”。封建时代男女防闲甚严，而在车马杂沓，上女如云，男女界限有所混淆的游春场合，就难免有一见钟情式的恋爱、即兴的追求、一厢情愿苦恼发生，难免有“钉梢”一类风流韵事的出现，作为对封建禁锢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
首句直入情节：在游春人众归去的时候。从郊外进城的道路上一辆华丽的香.车迤俪而行，一个骑马的翩翩少年尾随其后。显然，这还只足一种单方面毫无把握的追求。也许那香车再拐儿个弯儿，彼此就要永远分手。只留下一片空虚和失望——要是没有后来那阵好风的话，“东风”之来是偶然的。而成功往往不可忽略这种偶然的机缘。当那少年正苦于彼此隔着一层难以逾越的帷幕时、这风恰巧像是有意为他揭开了那青色的绣帘。虽是“斜揭”，揭开不多，却也够意思了：他终于得以着见他早想见到的帘后的那人。果然是一双美丽的“娇眼”，而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慢回娇眼笑盈盈”。这样眼风，虽则是“慢回”，却已表明她在帘后也窥探多时。这嫣然一笑。是下意识的勾引，是对“钉梢”不动声色的响应，两情相逢，生这场即兴的迫求势必要继续下去了。
这盈盈一笑本是一个“消息”，使那少年搔首踟蹰，心醉神迷，但没有得到语言上可靠的印证，心中小踏实，故仍觉“消息未通”。而进城之后，更不能肆无忌惮。“消息未通何计是”的问句，就写少年的心理活动，颇能传焦急与思索之神。情急生智——“便须佯醉且随行”。醉是假的，紧随不舍才是真的。这套“误随车“的把戏，许能掩人耳目，但瞒不过车中那人。于是：“依稀闻道太狂生！”
香车驶入长安了，正当男的左右为难，要不要继续跟踪下去之时，东风来帮忙，它掀起马车的布帘，里面露出了少女的容颜，女主角正在笑嘻嘻地看着他呢，原来流水也有情，男主角燃起了希望，但少女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没有交谈，男主角无法明确，只好继续跟着马车行走。可是在城里面，这样明目张胆地跟踪女性车驾太嚣张了。爱情是智慧的催化剂，灵机一动，男主角假装喝醉了，跌跌撞撞地跟着马车行走。这种小算盘可逃不过少女的心思，少男模糊地听到少女在车里笑骂：这个男的啊，太轻狂了。剧情到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则是丰富的想象。少女对少男的心意怎样，是佯怒实喜呢，还是其他？两人之间会不会演出红拂夜奔或待月西厢的剧情呢，则更让人期待了。这突来的一骂富有生活的情趣。鲁迅说：“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语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二心集·唐朝的钉梢》）这里的一骂虽然不一定会马上引起扳谈，但它是那盈盈一笑的继续，是打情骂俏的骂，是“大有希望”的“消息”。将词意推进了一步。
词到此为止，前后片分两步写来，每次都写了男女双边的活动。在郊外，一个放胆追逐，一个则秋波暗送；入城来，一个佯醉随行，一个则佯骂轻狂。前后表现的不同根据在于环境的改变。作者揭示出男女双方内心与表面的不一致甚至矛后。戮穿了这一套由特定社会生活导演的恋爱的“把戏”。自然产生出浓郁的喜剧效果。此词不涉比兴，亦不务为含蓄，只用白描抒写，它开篇便入情节。结尾只到闻骂为止，结构紧凑、简洁。所写情事，逼肖生活。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