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前面的小序交代了背景和写作经过。词虽然是写梦,但一开篇却像是正在展开的令人兴致飞扬的现实生活。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横截春江”,就是序中所说的“扁舟渡江”。长江波深浪阔,渡江的工具不过是古代的木帆船,而句中所用的警示极快当的“横截”二字,可见词人那种飘飘欲仙的豪迈之气。“卧看”,意态闲逸。又因在舟中“卧看”高处,岸上的翠碧红楼必然更有矗天之势。春江水是横向展开的,翠碧红楼是纵向的。一纵一横,展示出一幅飞动而开展的图景。
“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艳歌余响,绕云萦水。”六句写闾丘公显在栖霞楼宴会宾客,席上笑语,飞出云间;美人半醉,伴随弦乐唱着艳歌,歌声响遏行云,萦回于江面。这里从听觉感受,写出乐宴的繁华。而由于词人是在舟中,并非身临高会,所以生出想象和怅望:“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独回首、烟波里。”前两句由对宴会的描写,转入对闾丘公显的评说,着重点其”风流“。后二句回首往事,从怅望里写出茫茫烟波和渺渺情怀。虽是那种特定环境中的情与景,但扑朔迷离,已为向下片过渡做了准备。
下片开头,把上片那些真切得有如实际生活的描写,一笔启开。“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仅仅十三个字,就写出了由梦到醒的过程,乃至心情与境界的变化。“惘然不见”点心境,与下句“空江、月明千里”实际上是点与染的关系。醒后周围景色空旷,与梦中繁华对照,更加重了惘然失落之感。不过,正因为茫然失落,而又面对江月千里的浩淼景象,更容易引起浮想联翩。以下至篇末,即由此产生三重想想。“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是想象中闾丘公显的现实境况:他过着退休生活,像范蠡一样,携同美人,游览五湖。“扔携西子”应上面”风流未减“”佳人半醉“等描写,见出闾丘公显的生活情调一如既往。“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追思闾丘公显。作者曾在这梦之南、武昌之东的黄州一带游览,其情其景,仍然留在闾丘公显与作者记忆里。“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进一步推想重拾情谊的老友,会再梦中前来相见,刚才那真切的情景,差不多就是吧。这三层,由设想对方处境,一直到设想“梦来见我”,回应了上片,首尾相合,构成一个艺术整体。而在行文上,由“江月”到“五湖”,到武昌东岸,再由昔游引出今梦。种种意念活动互相发生,完全如行云流水之自然。
作者写一场美好的梦。所梦的故人风流自在,重视情谊。彼此间既有美好的昔游,又有似真似幻的“梦来见我”的精神交会。其情调是浪漫的,因而有人认为这首词带有仙气。这从作者精神活动的广阔自由,从笔致的空灵浩淼看,并非没有根据。但如果因此认为词中所梦所想,都是也在一种神仙般的快乐心境上产生的,恐怕也不符合实际。苏轼谪居黄州,是他受打击非常沉重的时期。在实际生活中孤独寂寞,与亲朋隔绝离散,甚至音信不通。而另一方面,苏轼性格中又有豁达的、善于在逆境中自我派遣的特点。因之像词中所写的梦境和梦醒后的怀想,实质上是在孤独寂寞中,对自由、对友情、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作者实际处境的孤独寂寞,虽然被他所写的色彩缤纷的梦境、昔游等所笼罩,但又并非掩盖无余。
此词上下片衔接处的“空回首,烟波里”与“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感情之怅惘,身世之孤孑还是很清楚的。结尾处不说自己梦故人,而想象故人梦来见自己。正像一切事物在超负荷重需要有超剂量的补偿一样,是由异常寂寞的心境上产生出来的浪漫幻想。这使得这首词在风流潇洒中又有沉郁之致。这种沉郁,正是诗人实际处境、心情的一种反应。
张可久的这首小令写送别。前半部分为送别时的情景和心绪,后半写真诚友谊的可贵,最后三句是对开头的照应,也是对曲情的绾结。“春去春来”四句为一扇面对,前两句与后两句骈俪成文,切情切景,蕴藉自然。
首句点明是在西陵送别友人。虽是化用李清照词句的意境,但李词说的是游览用的小艇,此处则是作交通工具的大船,更显离愁之重,因之更衬托出友情之深厚。二、三两句写出送别之地及友人的目的地。它营造出一个在西陵握别,离恨却已弥漫东州的深广意境。离情之苦,友谊之深更因之而强化。
四、五、六句为第二层,写送别友人后的情景。友人已去,眼前已无良朋,泪眼难睁。回家后不敢倚楼眺望,因为过尽千帆都不会是载友人归来的画船。
第七句到第十句,抒写与友人别离后的寂寞凄清。春来春去,西陵渡头依然杨柳依依,潮涨潮落,日更一日,但友人踪影难觅,何堪伤悲。
最后三句,悱恻缠绵,情悠意长。友人早已远去,江上烟水迷茫,真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悠悠烟水也正是绵绵离愁。虽有深情的诗句,但牵不住离舟。余音袅袅,如水长流。小令不长,却载千古离恨,真良构也。
这首散曲抒发了离别之情,深感真挚。描写自然朴实,情景交融,意韵深远。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上片写词人对家人的怀念。首句“别绪如丝睡不成”,情意坦诚,多情公子这时正在塞上,分离后的思念令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而“那堪孤枕梦边城”一句就更进一步地表明了纳兰的愁思之深。一般说来,“梦边城”应当解释为“梦见边城”,可是联系上下文,应该解释成“梦于边城”。孤枕难眠,所以纳兰索性披衣起床,去倾听那夜半塞外的冷雨声。但邢夜雨声就像伤心人拨弄琴瑟的弦声,悲凄彻骨,每一声都敲打着纳兰那颗满是悲愁的心,也更加引发了他的思念,令他不由想起了家里的妻子,心想这时的她会不会也正在想念着自己。
下片从书信落笔,进一步抒发了自己的相思情怀。这时的思念之情好像春天的杂草似的,疯狂生长,所以纳兰拿起了笔,铺开纸笺,写下了一首抒发自己离愁别绪的书信寄给妻子。词中的“书郑重,恨分明”显得语义不清,令人疑惑,谁又能明白当时的纳兰要表达什么意思。“天将愁味酿多情”一句将纳兰的思念和悲愁推向高潮,意思是说:就连上天都在用滴滴答答的绵密雨声来酝酿自己的悲苦。这个“酿”字,可谓是全词的词眼。“偏到鸳鸯两字冰”意为一想到我们天各一方,相见遥遥,又不禁彻骨寒心了。塞外苦寒,纳兰好不容易写完信,呵着冰冷的双手粘好了信封,在为信封签押时,笔尖却被冻住了,四周一片冰冷的寒意。情深意重笔轻,落下“鸳鸯”二字时,心中更凄楚。从“天将愁味酿多情”、“偏到鸳鸯两字冰”来看,颇含悠然不尽之意,“鸳鸯两字冰”,化虚为实,深刻地表达了相思的愁苦。
全词对爱侣的萦思写得回环婉曲,意韵别生。“偏到鸳鸯两字冰”的描画,意味悠长,既渲染出边塞的严寒景象,也折射出心中的清冷景况,亦摹写出这份苦寒对恩爱伴侣儿女情长的阻隔,多重意蕴缭绕字里行间,情韵悠远。
文章首先解释命名的具体原因:一是斋广一室,深七室,其形似舟;二是斋中数室各具特色,或深奥温暖,如同船舱,或虚空四壁,如窗外两舷,处于室中,犹如在舟;三是斋之左右风景如画,花木山石分别两侧,斋置于其中,好似一舟行于山林相间的江水之中。同时,作者也生动地描绘了画舫斋的结构特点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富有特色的建筑和山石花木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接着顺应画舫之名,转而言舟,作者先从《周易》说起,用渡河比喻处境危难,用船来摆渡,比喻自己从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从汴水出发,渡淮河,沿长江上溯历尽艰险。人生旅途也需要有船来作为战胜艰难险阻的工具,现在我却忘记了困难和险阻,还用船来给房间起名,难道我果真喜爱船上的生活吗?作者觉得这种在江湖之上享受战胜大风大浪的快乐,也是人生的一大趣事。进而又云:我听说有的古人为逃避世事远远来到江湖上面,终身不肯回头,这里一定有某种快乐,如果不是因为贪求财利,不是因为有罪或身不由己,那么,一帆风顺,水波平静,心情平缓地躺在枕席之上,一天便可到达千里之外的地方,这样乘船难道不快乐吗?作者谈这两种“乐”,都不是现实中的“乐”,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而现实中的“江湖”和“舟之行”,带给他的都是一种不幸和痛苦。作者以舟名斋,用“画舫斋”这个饱含深意的词来时时警醒自己,即现在虽然列官朝廷,享受优厚待遇,但要居安思危。最后又回到现实中来,请朋友蔡君谟题词,白抒胸臆,宣泄他内心的积郁。
作者抓住以舟名斋这个中心主题,反复发挥,追忆自己的经历,联想古代的隐士,逐层递进转折,层层加以剖析,既简明又深婉地抒写了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全文情景交融,饱含哲理,充分体现了作者豁达开朗的情怀,及其居安思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