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百字短文记述了齐桓公在会晤诸侯时接受周襄王赏赐祭肉的一个场面。粗读似乎平淡无奇,细品则觉别有滋味。
依据周朝的规矩,“胙”是不应赐给异姓诸侯的,并且诸侯受赐必须“下拜”。周襄王却破例赐给齐侯“胙”并传令免去“下拜”之礼。这是为什么?齐桓公虽已年迈功高,且当着众诸侯的面,坚持要“下拜”受赐,绝不违礼法,又是为什么?文章围绕“下拜”二字,一波三折,既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微,也反映了当时还普遍存在尊周意识。
周襄王对齐侯的特殊礼遇,不无讨好巴结之嫌,企盼霸主尊周,以维持周王室的生存与面子。他未必不觉屈辱、难堪,心中酸苦唯有自知。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时已任诸侯盟主数十年,功高年迈,傲视群雄,称霸中原。周天子在他心目中未必有多大分量。但他在接受周天子赏赐时却表现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情态,非但谦恭有礼,甚至近于肉麻。与其说他的言行带有矫揉的成分,毋宁说他的表演相当成功。霸主尊周,固然是给周王室面子,而他表演的真正目的,则是给在场与不在场的诸侯看,借周天子的名号,使自己的霸权合法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后世曹孟德一类奸雄的祖师爷。
《左传》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很少客观地描绘,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本文写齐桓公只有一段话、一套程式化动作,却把一个雄才大略、老谋深算的形象刻画得形神毕肖。
附带说一句,《左传》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与当时儒家“尊王”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文章在平稳朴实中仍可见到作者对齐桓公的赞许。
《视刀环歌》同《泰娘歌》《更衣曲》《竞渡曲》一样,是刘禹锡创作的一首“新乐府”诗歌。这首新乐府的题目是用典。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汉昭帝继位后,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他们都与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关系不错,希望能把李陵召回汉朝。于是派遣任立政等三人到了匈奴。匈奴单于设酒招待汉使者,李陵、卫律都在座。立政他们看到李陵,却没有机会私下交谈,于是就给李陵使眼色,“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也就是几次抚摩把玩自己的刀环,握自己的脚,暗示李陵,意思是可以归还汉朝了。“环”谐音“还”,握脚表示走路离开。因为刀环在大刀头部,所以古人常以“大刀头”作为“还”字的隐语。如《玉台新咏·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由此可知,刘禹锡乐府新题《视刀环歌》,暗含的意思是希望思念的人尽早归还。
此诗写相爱双方将分别时的情景,彼此依依不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来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意。全诗运用暗示的手法,意境深沉,含蕴无尽,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含蓄、内敛、婉转、凝重的爱情观,也透露出作者对自身遭遇的寄托感慨。
把诗的题目和内容联系起来看,刘禹锡可能要表达的是相爱的人就要分别时的情景,彼此依依不舍,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来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意。因为这首诗没有特定、具体的写作背景,所以它所传递的信息就有了很强的张力,并不一定局限于爱情,也可能隐含着作者对自身遭遇的寄托感慨。
“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这两句诗,实际上道出了人们经常遇到的一种状况,即语言常常并不能准确地来表达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就曾说:“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须,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离者也。顾求全责善,啧有烦言。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岂独男女之情而已哉?”
古时“答”是一种敬称。王昌龄是武陵田太守的门客(即田的参谋),因此辞别(或者说辞职)的时候就专门写一首“答诗”来做交待。对于这首作品读者完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前一句是告辞,说明自己的去向;后一句就是表达对太守的谢意和尊敬,或者说是感激和忠实。
从文采修辞上讲,诗中用典故表露自己的心意。大梁,战国时魏国的都城。魏国出了一位名垂千古的信陵君,他既是有才能的霸主,又是广纳贤才的爱才之君,因此门客们都很愿意为信陵君效力。诗中的大梁客是诗人用来比喻自己的,后面的“信陵恩”比得是田太守对他的恩德。有些评诗的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此体中才与学俱无用也。五绝,仙鬼胜于儿童子女,儿童子女胜于文人学士,梦境所作胜于醒时。”意思是用贤德先人的典故来做五言绝句的素材最能发挥五言诗的长处,这样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五言绝句。《答武陵太守》中就用典故表明诗人自己的心意,仔细想想确实将忠心委婉妥当得表示了出来,不流于轻浮,读起来也不会使人觉得仅仅是泛泛而言,没有诚意。对于表示感情,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在此诗中,诗人一腔侠义之情再现得淋漓尽致,透过没有任何“形似之言”的四个短句,读者可以看到颇有英雄豪气的诗人形象。诗人借用信陵君的典故,直抒胸臆,有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