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这首词从字面看,是描写一女子对她游荡在外的丈夫久久不归既埋怨又难以割舍的缠绵感情。从一开头的“行云何处去”到最后的“梦里无寻处”,女主人公的情感始终在怨嗟与期待、苦闷与寻觅的交织中徘徊。作为一首优秀的闺情词,由于抒情的深刻与典型,往往容易唤起人们更广泛的联想,因而这首词中所抒发的“忠厚缠绵”之情,似乎也概括了更广泛的人生体验。
词写闺怨。上片以飘荡不归的行云,比作浪子。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这三句是闺中少妇的幽怨之词,表现出她对情郎的惦念。这里以“行云”比喻在外四处游荡的情郎,非常形象贴切。“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春将暮”字面上是指春光将尽,亦指女子的美好年华将逝,这两句为女子的自问自答之词,充满无穷悲叹:美好的春光将要逝去了,而情郎却仍不见归来。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百草千花”,用辞也典丽双关,暗中包括那些招蜂引蝶的女人,颇带鄙薄意识。“香车”,代丈夫的行踪。车子停在谁家树下,意指丈夫在谁处冶游。这样写,既切合女主人公倚楼眺望的情景,又形象鲜明,情思宛转,耐人反复寻味。
下片则写闺中少妇的孤独与凄苦,她眼含泪水,倚立楼头,不免如痴如呆,独自念念叨叨。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她想到自己的丈夫在外纵行放荡,心中是多么的悲伤呀。“泪眼”写其忧伤;“倚楼”写她对丈夫的盼望;“频独语”三字,把女主人公那种伤心欲狂的精神状态清晰地刻画出来。“双燕”两句是她的询问,她频频问那归来的双燕是否见到自己的夫君。燕子无情,怎听得懂她的言语,这一问极写女主人公之痴。
“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问燕燕无语,这令她多么惆怅,多么悲痛,心中那春愁顿时如柳絮一般,凌乱无序。这里词人以柳絮喻愁,将无形之愁具体化,极写其纷乱。“悠悠梦里无寻处”,既然他不归,她又那般惦念着他,那么便到梦里将他寻觅吧,但梦却那般悠长,令她茫然而不得寻觅。这最后两句写得千回百转,情意缠绵,形象地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哀怨与痴情。
这首词连用了三个问句:“几日行云何处去?”“香车系在谁家树?”“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一次比一次问得更迫切,从而描绘出女主人公越到后来越濒近绝望的心情。这是一种层层加码式的手法。双燕尚懂得归来而人却不知,离愁被春光撩拨得像悠悠扬扬的柳絮,漫天飞舞,使你在梦里也觅不到踪迹。作者以轻灵缥缈之笔写朦胧梦境,怨而不怒,蕴藉深婉,可谓别开新境。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
这是一首借物咏情词。易安居士假双银杏之被采摘脱离母体,喻靖康之乱后金兵南渡,自己与丈夫赵明诚一起离乡背井、避乱南方的颠沛愁怀。
其上片开始先咏物以寄兴。“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是说:这银杏的风姿气韵、整个形体都不很起眼,但是较之樽前黄澄澄的甘桔来说,甘桔却只堪称奴婢。这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写法,起不同凡响的效果。“都”,在此作硕大、华美解,“未甚都”是指银杏作为果类食品,并不以果肉汁多、形体硕大诱人。词人在此用现成典故与银杏相比,称桔“可为奴”,足见作者对银杏的偏爱。
词人之所以深爱银杏,未必因为它是珍稀贡品,而是睹物伤情,有所触发。“谁怜流落江湖上,玉肌冰骨未肯枯”两句便作了极好的解答:这枝双蒂银杏被人采下,永离高大茂密的树干,成为人们的盘中之果,采摘的人自然不会怜它,那么有谁怜它呢?看到它那圆浑、洁白虽离枝而不肯枯萎的形状,激起了词人的无限怜爱与自伤。这两句是吟物而不拘泥于物,与其说是在写银杏,毋宁说是借双银杏在直接写流落异地的自家夫妻。“玉肌冰骨”一词,意在突出一种高尚的人品道德与不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未肯枯”则是表示坚持自身的理想追求,不为恶劣环境所屈服;这些都是士大夫、文人所崇尚的自尊自强之志。
下片首句“谁教并蒂连枝摘”是实写句,接下来“醉后明皇倚太真“则是一个联想句,一实一虚,有明有暗。这两颗对生银杏,因摘果人的手下留情,所以便保持了并蒂完朴的美好形象,其两相依偎、亲密无间的形态,恰似“玉楼宴罢”醉意缠绵的杨玉环与李隆基。唐明皇与杨玉环这是一对世人共许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侣,他们的名字也几化为纯真爱情的象征。这两句点出了银杏虽被摘而尚并蒂,正如易安夫妇虽流落异地而两情相依。这当是不幸之中足以欣慰之事。
结尾句“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的妙处在于使用谐声字:易安居士亲手将两枚洁白鲜亮的银杏掰开,夫妻二人一人一颗,情真意切。要吟颂它的滋味如何,是否清纯香美,这却深深地蕴藏在两人的心底。“两家新”的“新”字,在这里显然是取其谐音“心”。
此词采用拟人手法,将双银杏比作玉洁冰清、永葆气节的贤士,比作患难与共、不离不分的恋人,贴切深刻;尾句使用谐音手法,不仅略带诙谐而且起脱俗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