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上是一首思妇之词,但在景色描写之中,流露出一种对高远开阔之境的向往以及这种向往被现实遮断的悲哀。
“急景流年真一箭”是套用晏殊的“急景流年都一瞬”,只不过晏殊那首词透着一种旷达,而王国维这首词透着一种执着。此处的“残雪声中”可以是积雪融化之声,但也可以想像成夹杂着小雨的雪落下的声音。“省识东风面”是套用杜甫的“画图省识春风面”。杜甫指的是美人的容颜,而这里指的是春天的容颜。“风里垂杨千万线”写东风使杨柳垂枝变得柔软婀娜。“昨宵染就鹅黄浅”,写一夜柳枝就出现了黄色的新芽。这种季节交替是自然规律,可是春天对楼中思妇来说,意味更加深远。
“又是廉纤春雨暗,倚遍危楼,高处人难见”,冬天是门窗闭锁,春天虽然可以把门窗打开,但春天又有春雨的阻隔。朦胧的春雨把眼前一切都遮蔽了,纵然打开门窗,纵然登上高楼,还是无法纵目远望。“倚遍危楼,高处人难见”的“人”,既泛指视线中所能看见的人,又暗指思妇心中所思念的人。“又是”说明不止一年如此,而“危楼”和“高处”则突出了寂寞和孤独。
“已恨年华留不住,暝烟更界平芜断”是王国维惯用的句式。那遥远的地方总存着思妇的希望,可是现在天已黄昏,傍晚的烟霭已经知起,渐渐遮住了思妇的视线,远处的原野也逐渐看不清了。
王国维长年在外执教,所以他的闺怨词也不少,这首词一别前人之闺怨诗词,写得哀而不怨,算得上要王国维的代表之作了。
这是一首饱蘸生活气息,充满真情实感的思母诗。
首句点明时节,渲染思情:霜打芦花,往日那一片片白茫茫的秋日生机欲舍难舍,令他想起了母亲的白发,想起了母亲的故去,不由潸潸泪下。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去年五月归家省亲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僧人典当了法衣,买了些粗米拿回家侍奉娘亲,而白头的娘亲就是在柴门边盼望着儿子的的归来……诗如一帧发黄的老照片,一首低回沉婉的曲子,响着余韵,久萦心间。
与恭出家之后未久,其父见背,唯留老母贫苦独守。恭公虽系出家之人,亦不能有负亲恩。虽然自己过的也是清贫淡泊的生活,仍时时接济老母。现在母亲也走了,留下的只是满腔怀念。这首诗并没有华美的词藻,只是用极普通的词语,叙述极平凡的往事。然而,诗中流露的全是一片赤子之心,孺慕之情读来令人深为感动,惋叹不已。
与咏梅花、咏海棠一样,苏轼以梨花自况,袒露他贬居黄州后心胸仍像洁白梨花那种旷达情怀。
上片,以反衬手法,从视角上写梨花的品格。“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开头三句,以“红杏”开过了,“夭桃”谢“尽”了来衬托梨花盛开状态,交代梨花独放的暮春季节。“独”字一用,宛有万花皆离我独笑的孤姿;“占春芳”再无他花,只有此花独为大地占尽春芳,显示高洁。以红衬白,个性鲜明。“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从嗅觉上和心态上,以反衬之笔,写梨花的自然清香和沁人脾的魅力。兰草与麝香本是花中之王和香中之首,在此与梨花相比,自然逊色多了。但他并未贬低兰麝。然而,作者巧妙地指出:兰麝怎能和“自然透骨生香”的梨花相比,进一步突出了梨花的名贵地位和观赏价值。这为下片写人埋下了隐示性的一笔。
下片,运用了正喻手法,写包括作者在内的游黄州、武昌的友人梨花般的品格。“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突出他们饮酒赏花,酒花香醉的谐谑情景。“对酒莫相忘”为领颔句,领取串连下文。喝上了酒,就会忆起这酒似歌妓“佳人”的姿色;还兼有或占尽那似酒似花的、“无花香自远”的“明光”酴醾的韵味。酒、佳人与酴醾的联系是从白色与麝香般的气味为媒体的。紧接着两句点题:“只忧长笛吹花落,除了宁王。”由上的写物而隐喻到写人,让人留恋的红杏、夭桃最后凋谢了,但最担心的是梨花,不要因时令之笛吹落;否则,担心的便是开国受命之宁王。很显然,作者以此隐寓着贤明的神宗,能否像宁王那样,不要吹落他这“梨花”。
全词笔法奇特,博喻成堆。先是以“红杏”、“夭桃”红色和凋谢反喻梨之白花和盛貌;继而以兰麝的兰黑色和沉香来正喻梨花般的白花和透骨的本质;再以上片的花物来喻隐下片的人事;下片又以酴醾般的酒、花与忆想中的“佳人”相喻,且三者融为一体,互得益彰。最后,借花抒发花与宁王息息相关的命运,来影射宋朝皇帝是否爱惜孤洁梨花般的贬臣东坡;何况苏东坡早是“酴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的齐安花了。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