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清明时节为背景,用白描手法再现了古代清贫知识分子的困顿生活,表达了诗人生活的艰难和以读书为乐的情怀。
前二句开门见山,清明是春回大地、草木萌发的时节,到这一天,人们不论贫富,都要穿着春装,到郊外去赏花踏青。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观赏大好春光,舒散自己抑郁心情的日子里,我们的诗人却兀坐家中,既没有花酒助兴,也没有高朋作陪。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清明,诗人往日的孤寂心情不就更为典型地表现出来了吗?因此,诗的第一句看似平常,实则含义颇深。接下去,诗人进一步扩大,加深这种沉重感。“兴味萧然”本已经勾画出作者百无聊赖、孤独寂寞的心情了,更何况他又用“野僧”作比。我们知道,佛家主张“物我两忘,四大皆空”,作者身居人境自比“野僧”,一种几乎被世人遗忘、自生自灭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作者凄苦冷寂的心情也被表现得更为强烈了。。
后二句是现身说法,自诉人穷志不穷,表明寒士的清明佳节,第一件事就是刻苦用功,努力读书,主题思想是励志劝学,发愤读书。昨日诗人向邻家“乞新火”本是为了生活所需(包括烧水煮饭等),而诗人在这里只说“分与读书灯”,这就使兴味得以转化,是一种寄托和享受,和先前感到的“萧然”迥然有别:他将痛苦与郁闷化为前进的动力。这盏伴随他苦读诗书的灯,仿佛点燃了生命的火炬,驱走了眼前的黑暗,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于是心胸豁然亮堂,情感得以净化,另有一番“兴味"在心头。这种“兴味”的内在涵义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只有立志成才的人,才有这样的毅力,这样的兴味。正因为如此,诗人的形象才显得生动形象,才能在无花无酒的清晨,专心致志地在读书中度过清明佳节。
全篇语言朴实,议论明快,叙述简洁。全诗运用衬托、对比的手法,再现了古代清贫寒士的困顿生活,给人凄凉、清苦之感,寥寥数语,质朴平实,于小处见大,自然揭露出社会生活真实的一面。
《全唐诗》中,此诗题下注:一作“公无渡河”。据《乐府诗集》:“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这首《公无渡河》歌的主题,乃是疯狂与死亡。在讲求中庸的中国文化里,如此明确的以疯狂与死亡为审美对像的,格外使人颤栗。波涛在前,命运已定,前进就是死亡,却依然蹈死而不顾。这种执著,缘自于强大到疯狂的人格力量,定要做无望之极的抗争。渡河,正是一个凝固了抗争的极致和死亡的瞬间的意象。不是每个人都会试图去探求和解读它,但是几乎每个读者都能直截感受到它的冲撞。唐代诗人中,李白、王建、李贺、温庭筠和王睿,都有以此题歌咏本事的作品。
温庭筠此诗前四句描述水势之浩大汹涌,中四句写弹箜篌者以哀声劝阻之语,后四句以浪漫色彩的写法推陈出新,在神力辅助之下渡河人终于如愿以偿。最可玩味者在后四句,个体力量到底渺小,弱势力量在强势力量面前应该相机而动,方可实现自身价值。
此诗在表达手法上可玩味的地方也多。温庭筠所用的手法和李白《公无渡河》诗是一样的,也就是由远景摄入,拉近到渡河一刻,然后及渡河之后事。温庭筠的描写不可谓不好,但是并不是高度个性化的。“请公勿渡”已经大大折损了语势,最后“公乎跃马扬玉鞭,灭没高蹄日千里”把惨痛死亡,消解为高蹈成仙,似乎想另开一层境界和遐想,却几乎把悲剧色彩全数抹煞。
以年号为诗题,虽然是受到韩愈《永贞行》的启发,但这首诗实是效法杜甫。不过,杜甫那些以诗歌记时事,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作,基本上是写实,而这首诗则把理想和现实紧紧结合起来,为北宋中叶的变法改革唱了一曲颂歌,因而是一篇富于理想色彩的史诗。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两句,歌颂元丰年间(1078—1085)风调雨顺的气象:“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元丰年间风调雨顺是客观事实。反对新法的范纯仁也曾写道:“赖睿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风。”(《喜雪赋》)相传周公辅政时,天下太平,岁无荒年,曾出现过这样的奇迹(见《盐铁论·水旱》)。古人认为政有德,则阴阳调、风雨顺。这种说法虽然不科学,但却寄托着古人对于理想政治的赞美之意。“五风十雨”之数为加倍形容之词,故王充曾说:“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论衡·是应篇》)王安石化用这个典故入诗,也是持赞扬的态度。从全篇来分析,“五风十雨”还是新法的象征。新法所至,如东风吹拂,时雨润苗,万物得所,百姓太平。这从下文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第二部分是中间四句,歌颂元丰五谷丰衍、物产精美的盛况。“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写旱田作物长势喜人,且播种面积极为广大。“麦行”就是麦垄。“千里”状其遥远。“不见土”形容麦苗稠密茂盛。“连山没云”即无边无际、远与天齐之意,不单指延伸得很远的山丘。如此广大的原野都种满了黍麦,秋后的粮食就会使家给人足,国无饥谨。“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写水田作物花色品种增加,且农田管理比较省力。“稌”是糯稻,产量低,一般用以酿造美酒。由于连年丰收,粮食有余,故能多种糯稻,多酿美酒。此句与下文“百钱可得酒斗许”暗相呼应。“龙骨”句上承“十雨五风”而来。因为风雨顺适,所以抗旱用的龙骨水车也就长年沾不到水滴,被挂在梁上檐下,任其赋闲。农民不用为灌溉操劳,也就乐得轻松了。他们出其余力,经营副业。“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两句,把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和农民生活的美好,渲染得令人神往。鲥鱼、荻笋原是佐酒佳肴,欧阳修《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说:“获笋鲥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以下几句便以酒事承接上文。
第三部分是最后八句,歌颂元丰时人民的幸福生活。先总写农村的欢乐气氛:“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社日是古代春、秋两季祭祀土神的日子。四邻互相招邀,带上酒肉、社糕,搭棚于树下,先祭土神,然后会餐。社日击鼓,唐诗中就有描写。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便是一例。由于连年丰收,酒肉便宜易得,所以人们不用等到社日,同样可以聚会欢饮,击鼓自娱。诗中总写以后,再分写青年人与老年人各自的快乐。南国水乡,本来就有男女青年在花前月下踏歌起舞的风俗,大熟之年,更为这种古老的风俗增添了欢声喜气。“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不仅描绘了青年们纵情欢乐的情景,而且还写出了他们美滋滋、乐陶陶的内心世界。“但道”,意思是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快乐无所苦”,即一切美满如意。言外之意是说,这些青年的爱情、婚姻生活也是十分甜蜜的。乡村老农淳朴率真,爱说爱笑。此时丰收在望,心里越想越美,一肚子的开心话总想找个地方说说。“老翁堑水西南流”四句,生动地勾画了老人坐船进城寻亲访友的快乐和对于生活心满意足的情态。
王安石与多数宋代诗人一样,喜欢以学问为诗,但他能够把渊博的学问纵横役使,入手而化,因此又不会显得掉书袋。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素养。这首诗虽然有其现实基础,但整篇的构思和命意却从《礼记》中来。《礼记·礼运篇》描绘先王的大顺之治说:“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这首诗第一部分写天从人愿,慷慨助顺,仁风惠雨,略不失时,即“天不爱其道”之意;第二部分写满山遍野,庄稼弥望,江河沼泽,产物无穷,即“地不爱其宝”之意;第三部分写美酒易得,鼓声长闻,青年欢舞,老人嬉游,即“人不爱其情”之意。诗中未援引《礼运》篇上的片言只语,而其内容与《礼运》篇所描绘的大顺之治丝丝入扣,十分契合。杨万里曾称黄庭坚写诗“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这首诗则正好相反,是“备用古人意而不用其语”。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书卷气,而且还可以收到言浅意深,味外有味的艺术效果。
反变法派刘述等曾上书宋神宗:“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权诈之术。”(《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王安石罢相以后,继续受到攻击,因此他身虽闲居,外示平淡,内心实系念新法,忧思深切。他的《元丰行示德逢》旨在宣传新法的成效,而这首诗则进一步指出,元丰朝国富民安的景象已经使唐、虞的盛世复现于当时,新法完全符合尧、舜致治安民之道。他把《礼记》上记载的大顺境界写进了富于江南水乡特色的农村丰乐图中,使得这首史诗不仅护住了他自己,而且还替新法抹上了神圣的光彩。以此歌颂新法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歌颂宋神宗有“修礼达义,体信达顺”之功,就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之势了。
此诗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诗中多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历朝历代,臣下对皇上进谏,必须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闻引喻取譬,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才有可能恩准采纳。无人敢触龙鳞,逆圣听。否则,轻者丢掉乌纱,为民为奴;重者人头落地,甚至九族遭诛。所以,自古以来,文武百官讽谏启奏都很讲究,唯恐龙颜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谙此理,故其乐府《古东门行》几乎句句有典,并无锋芒。表面看来,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细细琢磨,所射者乃当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试举之则有:
一、二句明叙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刘濞等吴楚七国乱贼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等叛逆之功,歌颂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三、四句明写孟尝君赖门客“鸡鸣函谷”之力出关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测,意浑水摸鱼,刺杀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么赞成鸡鸣狗盗,因为“客如雾”,因为“貌横心异”,潜伏着的危险多,因而酿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剧。用“鸡鸣”之典便有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两句明赞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暗刺唐宪宗平叛不力之实;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无辜殉国的悲剧。这两句话写得大胆,却也极有讲究:魏王不下令,救赵乃是一句空话;唐王犹豫不决,吴元济等益发猖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子西固死得无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说的是春秋故事,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不露痕迹,可谓妙绝。
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句,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之意,谈吴起舟中劝谏武侯之语,目的是提醒宪宗:“潜伏在您身边的危险远比当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车翻舟覆的悲剧发生。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危险已暴露无遗,皇上您该采取措施了吧!”这两句话,语重心长,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于上面数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将《古东门行》写成另一首内容与之对应而不用一典的乐府诗。在这首新的《古东门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为现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将被换成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武元衡、裴度、唐宪宗等,春秋战国时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会,这应该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胆子再大也不敢写这样一首《古东门行》。从另一角度审视,倘若柳氏写的真是此诗,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无生命之虞,姑且不谈,而其艺术效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很难满足读者二度创造的审美愉悦,故这种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恒、骆玉明对柳宗元的诗作有一个评价:“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读《古东门行》,的确令人有这种感觉。此诗语言简洁晓畅,不奥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这自然朴素的语境中体会到含蓄,领悟到靖深,感受到诗人炽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悲愤之意。如透过“徼巡司隶眠如羊”,读者可感受到诗人痛惜哀叹之情。刺客们行凶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备,多点警惕,叛逆们决不可能轻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松懈,故汉代恐怖活动频繁,唐代刺客杀手不绝。善良的人们,太麻痹了,太大意了,真是可叹。读“子西掩袂真无辜”一句,读者分明体会到诗人既惋惜 “掩袂而死”的子西,也横样悲叹武元衡的殉国,而更深一层的意蕴和情思是,诗人用不完全归纳法昭示人们:忠君报国者未必有好下场,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马”如此,古往今来,几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此诗最后两句“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头已断,骨已碎,无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赠予和恩宠都已毫无意义;实际上是为武元衡鸣不平,对主和派的妥协表示强烈愤慨,对“宠赠厚葬”的建议嗤之以鼻,对唐宪宗的首鼠两端表示不满,对时政进行了嘲讽和鞭挞。这卒章之句极观柳宗元的爱憎之情,为此诗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