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清代的诗论家陶虞开在《说杜》一书中指出，杜集中有不少“以诗为画”的作品。这一首写于成都草堂的五言绝句，就是极富诗情画意的佳作。诗一开始，就从大处着墨，描绘出在初春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浣花溪一带明净绚丽的春景，用笔简洁而色彩浓艳。“迟日”即春日，语出《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这里用以突出初春的阳光，以统摄全篇。同时用一“丽”字点染“江山”，表现了春日阳光普照，四野青绿，溪水映日的秀丽景色。这虽是粗笔勾画，笔底却是春光骀荡。
第二句诗人进一步以和煦的春风，初放的百花，如茵的芳草，浓郁的芳香来展现明媚的大好春光。因为诗人把春风、花草及其散发的馨香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所以通过联想，可以有惠风和畅、百花竞放、风送花香的感受，收到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在明丽阔远的图景之上，三、四两句转向具体而生动的初春景物描绘。
第三句诗人选择初春最常见，也是最具有特征性的动态景物来勾画。春暖花开，泥融土湿，秋去春归的燕子，正繁忙地飞来飞去，衔泥筑巢。这生动的描写，使画面更加充满勃勃生机，春意盎然，还有一种动态美。杜甫对燕子的观察十分细致，“泥融”紧扣首句，因春回大地，阳光普照才“泥融”；紫燕新归，衔泥做巢而不停地飞翔，显出一番春意闹的情状。
第四句是勾勒静态景物。春日冲融，日丽沙暖，鸳鸯也要享受这春天的温暖，在溪边的沙洲上静睡不动。这也和首句紧相照应，因为“迟日”才沙暖，沙暖才引来成双成对的鸳鸯出水，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是那样悠然自适。从景物的描写来看，和第三句动态的飞燕相对照，动静相间，相映成趣。这两句以工笔细描衔泥飞燕、静睡鸳鸯，与一、二两句粗笔勾画阔远明丽的景物相配合，使整个画面和谐统一，构成一幅色彩鲜明，生意勃发，具有美感的初春景物图。就诗中所含蕴的思想感情而言，反映了诗人经过“一岁四行役”、“三年饥走荒山道”的奔波流离之后，暂时定居草堂的安适心情，也是诗人对初春时节自然界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欢悦情怀的表露。
这首五言绝句，意境明丽悠远，格调清新。全诗对仗工整，但又自然流畅，毫不雕琢；描摹景物清丽工致，浑然无迹，是杜集中别具风格的篇章。
其二
这是杜甫客居四川时写的一首抒情小诗，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色彩明丽的春光图，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心中沉重的乡思。
前两句写景，第一小句写江水和水鸟，江水碧绿，衬托出鸟的羽毛更白，一个“逾”字，借衬托而显露其颜色。第二小句写山和花，一个“欲”字，由衬托更突出其姿态，把“江”、“鸟”、“山”、“花”四种实物涂上一层碧绿、青翠、莹白、绯红的油彩。景色清新，沁人心脾，充满动感。
后两句笔意一转，抒发感情，第三小句写春景物虽好，但已匆匆飞逝，触景生情。并着力地勾出了第四句“何日是归年”。春归人未归，沉沉的伤感，缕缕的分愁，一笔涌出，发自心灵深处。言已尽而意无穷，使人置念不已。
本诗的艺术成就，首先是情景交融。其中第一、二句写景，三、四句抒情，以景寓情，情深意长。其次是以叙景寄乡思。在春光融融的一片暖色中，本可因物而喜，却透露出诗人的怀乡愁思。言婉意深，独具风致。
通常认为这首词为伤春之作。惜春伤春是历代词的传统题材，留下的佳篇汗牛充栋，僧挥的这首《金明池》即为其一，被选编进《宋词三百首》。全词基调哀婉，上片主描景，下片主抒情，行文多有绮语；而作者又为僧人，词作别有一种情趣。
“天阔云高，溪横水远，晚日寒生轻晕”，上片首句一气连用了三个境界开阔的短句，一反伤春词细腻入文的模式，起笔突崛。三个远景，如果只从单个分开细看，纯粹只显豪阔苍远的境界，于伤春主题并不切合，但一经组合排列，哀氛就透过词句四处弥漫，奠定了全词“伤”的基调。起笔突崛而又不显唐突、违拗，且自有新意，正是这首词入文的妙处。
“闲阶静、杨花渐少，朱生掩、莺声犹嫩”，这是近景，与首句远近结合，成一画境。首句奠定了词意的气氛基调，但并不能判断句中所描绘的是什么时间季节，这第二句作者点明了是暮春时节。“闲阶静，杨花少，朱生掩”，是目之所及的视觉感受，莺声嫩则为听觉感受，这几个“冷色调”意象的有机叠砌，予人幽深、凄切的感觉。然而，作者并未让这些意象营造的感觉如滔滔江水一放到底，一览无遗，而是且放且收，“莺声犹嫩”，一个“犹”字，恰如其分地把前头的表达“收”了起来。但不是单为了收而收，是为了接下去能更好地放。虽然莺声“犹”嫩，但也不能再“嫩”很长日子了。
“悔匆匆、过却清明，旋占得馀芳，已成幽恨”，此句既是前面景的描绘后的情的流露，也是“莺声犹嫩”收了之后的续放。时光易流，一过了清明，各种各样的花儿，就都陆续委地凋谢了，丛中和枝头只疏疏落落地留了一点儿残英。到这时，莺声已老，不再嫩了；可见“犹”得短暂、无奈。“却几日阴沉，连宵慵困，起来韶华都尽”，这句是接前句的深延。几天前还有若有若无的遗留的花儿，可忽忽几日，稍没注意，一下子就只剩满目绿肥，些许瘦红也难觅了。
上片主描景，景中时也露情，下片主抒情，全为伤春心事。“怨入双眉闲斗损，乍品得情怀，看承全近”，写的是春愁怨情。怨入双眉，思量甚苦，皆因春去无情。“深深态、无非自许，厌厌意、终羞人问”，写的是怨态，情动于衷而形于表。因春去而心怨，因心怨而神形缱绻。“深深态”两句是女子自怜自爱、自怨自艾的情态，大有美人惜春迟暮之感。“深深态”和“厌厌意”二词运用对比，将女子愁绪满怀的怨态和因春去精神萎靡的无力之状形象描写出来，读之令人感同身受，心怀大动。 [4]
末句“纵留得莺花，东风不住，也则眼前愁闷”是全词最堪回味处。心怨源于春逝，这里却说即使莺声和花香留住了，仍还是愁绪难遣。原来春去仅是引子，最伤心处，并非春天美景消逝，而是时间老去人老去——春天可以再来，人却难以再少。无言之伤，尽在其中矣。
此首伤春之词，却出自诗僧笔下，可见其性情坦荡，不拘礼法。上片阶静生掩，美人春睡。杨花渐少，莺声犹嫩，正是暮春景象。睡起方识春色已阑，幽恨遂油然而生。下片因惜眷而自怜，因伤春而厌厌。这首词把年轻女子的多情与娇羞写得十分动人，她有些慵懒，有些感伤，有些哀怨，也有些甜蜜。一个感情真挚、热烈而又羞涩矜持的女性形象跃然于纸上。 [1] [5]
有观点认为下阕以“怨入双眉闲斗损”句过片，承上阕末意，也补足了人对春光去尽的反映。一“闲”字、一“损”字，暗暗透露作者对这种伤春怨情的保留态度。以下渐渐转出真意：先用“乍品得”二句过渡，语极委婉。这两句真像耐心布道者的口吻。“深深态”二句，又忽作狮子吼，将悔憾怨恨种种情怀之实质一语道破：自我期许太多，就难免不深深作态；羞于向人吐露，才必定会恹恹不振。“怎知道”以下又如佛手指点迷津。从正反两面说去：想闻得好“音信”，关键在于“忘了余香”，不必有所留恋，这是从正面说；若总想“留得莺花”，执迷不悟，那只会招来“愁闷”，自堕苦海，这是从反面说。禅理而能入词，又说得如此有诗趣、理趣，实属不易。
孟浩然写山水诗往往善于从大处落笔，描绘大自然的广阔图景。第一二两句就写得气势磅礴，格调雄浑。辽阔无边的太空，悬挂着一轮晕月，景色微带朦胧，预示着“天风”将要来临。“月晕而风”，这一点，“舟子”是特别敏感的。这就为第三句“挂席候明发”开辟了道路。第四句开始进入题意。虽然没有点明彭蠡湖，但“渺漫”这个双声词，已显示出烟波茫茫的湖面。
“中流席匡阜，势压九江雄”，进一步扣题。“匡阜”是庐山的别称。作者“席匡阜”是在“中流”，表明船在行进中，“势压九江雄”的“压”字，写出了庐山的巍峨高峻。“压”字之前，配以“势”字，颇有雄镇长江之滨，有意“压”住滔滔江流的雄伟气势。这不仅把静卧的庐山写活了，而且显得那样虎虎有生气。以下四句，紧扣题目的“望”字。浩渺大水，一叶扁舟，远望高山，却是一片“黛色”。这一“黛”字用得好。“黛”为青黑色，这既点出苍翠浓郁的山色，又暗示出凌晨的昏暗天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渐渐显露出鱼肚白。高耸的庐山，在“曙空”中，显得分外妩媚。天色渐晓，红日东升，庐山又是一番景象。崔巍的香炉峰，抹上一层日光，读者是不难想象其美丽的。而“瀑水喷成虹”的景象更使人赞叹不已。以虹为喻，不仅表现庐山瀑布之高，而且显示其色。飞流直下，旭日映照，烟水氤氲，色如雨后之虹，高悬天空，显得绚丽多彩。
这样秀丽的景色，本该使人流连忘返，然而，却勾起了作者的满腹心事。“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表明了作者早有超脱隐逸的思想。东晋高僧慧远，他本来是要到罗浮山去建寺弘道的，然而“及届浔阳，席庐峰清净，足以息心”，便毅然栖息东林。“追”“怀”二字，包含了作者对这两位摆脱世俗的隐士高僧是多么敬仰和爱戴；“我来限于役”以下四句，显露出作者之所以不能“息微躬”是因为“于役”，是因为他还要继续到长江下游江浙等省的广大地区去漫游，如今整个行程还不到一半，而一年的时间却将要完了。“淮海”、“星霜”这个对偶句，用时间与地域相对，极为工稳而自然，这就更突出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从而显示出作者急迫漫游的心情。这对“久欲追尚子”两句说来是一个转折，表现了隐逸与漫游的心理矛盾。
“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对以上四句又是一个转折。末两句暗寓出诗人不留在庐山，但将来还是要与“岩栖者”共同归隐的，表现出诗人对庐山的神往之情。
这虽是一首古诗，但对偶句相当多，工稳、自然而且声调优美。譬如“黯黮凝黛色，峥嵘当曙空”中的“黯黮”与“峥嵘”，都是叠韵词。不仅意义、词性、声调相对，连字形也相对了。《全唐诗》称孟诗“伫兴而作，造意极苦”，于此可席一斑。此诗结构极为紧密。由“月晕”而推测到“天风”，由“舟子”而写到“挂席”，坐船当是在水上，到“中流”遂席庐山。这种联系都是极为自然的。庐山给人第一个印象是气势雄伟；由黎明到日出，才看到它的妩媚多姿、绚丽多彩。席庐山想到“尚子”和“远公”，然后写到自己思想上的矛盾。顺理成章，句句相连，环环相扣，过渡自然，毫无跳跃的感觉。作者巧妙地把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化，思想的矛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正是它结构之所以紧密的秘密所在。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