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这两首诗都有趣地运用重复的词语,表现一种回旋反复的美:第一首开头两句的第一字和第六字相同,第二首开头两句的第一字与第三字相同。王勃将陆与水相对,是其最普遍持久的对偶之一。
第一首诗写出了诗人客中送客时内心的伤感,表现了诗人对于友情的感慨。诗人已经感伤于江水及其对离别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但是他发现格外难以忍受的是陆地上的树,这些树遮断了他的视线,使他难于带到离去的朋友。第一、二句叠用“早”“江”二字,有一种回环往复的美感,也有一种节奏紧凑的效果,和下面两句一比,节奏的变化就显出来了,而节奏由紧张变为舒缓,又正与送别是的怆然与别离后的惆怅相吻合。第三、四句说带到流逝不返的江水更增添了别离的伤感,更何况带到渡口的树林隐没了友人的舟船。宋人李鞴《乡思》中“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两句用的也是这种更进一层的写法。这里化用《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语句,显示了王勃擅长化用前人诗文的特点。
第二首诗同样写得非常深情。在诗中,诗人运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宫廷转喻来进行巧妙的议论:“谁说甲是真的(事实上甲是真的),因为乙(巧妙的构思)与甲相矛盾。”由于离别,江水不再是一个小区域,而成了两个不同世界的分界线。最后两句,诗人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对于友情的那一份深沉的爱,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诗人内心的真诚。
这是一组七言绝句。“初唐四杰”传世之诗作,七言绝句很少。就这组诗带,作者对于七言绝句创作技巧的掌握显然还不够纯熟。
第二首重点在惜别,因此,依恋之情更加浓重。“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是这首诗的主调。回家度假的鲁迅,多么想和两个弟弟多住一些时日。可是,为假期所限,又不得不匆匆离去。这种“还家未久又离家”的心情,在日暮的时刻,尤其感到沉重。这两句诗直抒胸臆,没有多作烘托,既见出依恋之心,又有揉肠之感。接着,诗中用生动的形象和动人的情景,再次写出旅途的惆怅和怀弟的痛楚。它和第一首的不同之处,除了写不忍离别之外,还在于着重写了分别路上的特有心情。依依杨柳是说别情不断。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传统。诗中写了杨柳树就含有这个意思。但是,作者把它放在了路途两侧来写,一方面是离途之景,一方面又渲染了依依送别之情。这就不是单纯地仿古。特别是在写了“夹道万株杨柳树”之后,笔锋一转,紧接写了一个“望中都化断肠花”的境界,使诗篇更加荡人心弦。在这个境界里,随着客船的前行,溪河两岸的万株杨柳臆隐退去,家乡越来越远,望着望着,在作者的眼中竟然像一片断肠之花了。以情注景,颇有韵味。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虽然思绪万端,但感情却很平稳,先写还家,又写离家,还家未久,离家却长;还时欣喜,离时难舍,日将暮而愁更重。但是后两句却如奇峰突起,一下构成感情激荡的高峰,柔肠欲断,涕不可抑。从艺术表现上看,这首诗的特点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因而深沉含蓄,余味不尽。这种余味,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思想上的。这是年轻时的鲁迅在抒发“寻求别样人们”时感到的惆怅,开始咏叹他目睹的人生和社会。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