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此词起拍二句,言“楚女”飘零在外,寄居于水乡的临河楼宇中。“楼枕小河春水”的“楼”是“楚女”暂栖之所,可推测为一歌楼舞馆,临水构筑。“春水”,点明季节。“枕”字下得别致。
“月孤明”三句写暮春月夜之景而隐含伤春离别之情,说“楚女”自伤身世、月夜难眠。“风又起”,从听觉着笔,表明“楚女”虽然置身床榻而长时间处于不眠状态。“杏花稀”(系“楚女”的想像之辞)虽为景语,但其中亦寓有惜春、伤别之意。月本无所谓孤不孤,但对于欲归不归的楚女来说,它却显得孤独凄清,物象染上了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加之“风又起,杏花稀”,其景象就更凄清,不眠的人儿,心情可想而知。这里既写暮春之景,又寓有自伤身世飘零,自伤老大,自伤离别的情绪。
过片二句写女子服饰,分别从头上玉钗、乌黑的鬓发及衣裙上金线所绣凤鸟图案着笔,一句写她的头饰和美发,一句写她用金缕盘绣成凤鸟图纹的舞裙,对“楚女”的形态进行描写。金玉锦绣的字面,恰好反衬出主人公内心的空虚索寞。“楚女”如此艳美,然而却长期漂零在外,其独居凄怆之情亦自在不言中。于是最后三句要借“八行书”,诉千里相思隔魂梦萦牵之情,恰值月夜闻雁,便欲凭雁足传书,以道相思之意。言作书寄远,并点明题旨。这数句与李商隐“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异曲同工,虽然明说着欲凭鸿雁寄相思之意,其实隐含的意味却是鸿雁长飞,锦书难托,确有含蓄不尽之情。
全词以兄弟相见为脉络,充满对知命的赞扬,同时也感伤叹喟,表现了兄弟情深。
上片叙述知命不远万里前来贬所看望词人,兄弟秉烛相对,恍若梦寐,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惊喜之情。“山又水,行尽吴头楚尾。”这两句是说,你携着我的妻儿一路跋山涉水,穿越那古代吴、楚两国的边界,千里迢迢来看我,真是不容易啊。开首两句极言路途之坎坷遥远,对弟弟不因自己遭贬而稍移兄弟之情,不远万里前来看望自己流露出深深的感激之情。“吴头楚尾”的说法含蓄别致,足见词人在遣词造句上的讲究。“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兄弟二人别后在离家万里的黔州重逢,且在作者遭贬之际,当两人秉烛相对时,真像在梦中一样。此情此景,真不是是两人所曾预料到的。这两句流露出词人对兄弟重逢的惊喜之情。“他乡遇故知”本是人生一大喜事,更不必说是手足情深了。而且此时的词人无故遭贬,思想极度苦闷孤独,所以当看到兄弟妻儿出现在自己眼前时,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下片触景生情,向兄弟敞开心扉,对未来的生活表现出悲观失望的情绪。“君似成蹊桃李,入我草堂松桂。”成蹊桃李,这里借用来称赞其弟黄叔达。两句是说:如今的你品行高洁、才华出众,如同那虽不夸耀自己却艳丽芬芳的桃李一样,备受时人赏识和推重;哪像我,仿佛那幽居深山草堂的松桂。词人以“松桂”自喻,表现了其遭远谪的处境,而且因“松”为“岁寒三友”之一,“桂”花虽不艳,其香却馥郁,它们都有君子才美不外现之品,以之喻己,于萧瑟中亦含少许自许和不平。“莫厌岁寒无气味,余生今已矣。”如今的两人,处境和精神面貌都迥然不同,一个春风得意,一个心如槁灰;一个如阳春的桃李,一个如寒冬的松桂。作者希望弟弟不要嫌自己心灰意懒,情绪低落,因为他对将来的前途已不抱什么希望了。词人在莫名其妙地以“诬毁”先朝之罪被贬谪黔州后,自言“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号其所居为“槁木寮”、“死灰庵”,可见其心境之消沉落寞。如今面对自己的亲兄弟,满腹悲愤和辛酸涌上了心头,故能敞开心扉,流露出深深的悲观情绪。
这首词语短情深,生动地展现了两位患难与共的同胞兄弟的深挚情意,其中蕴涵着深深的人生沧桑之感,读来颇能引发共鸣。作者运用其作诗的遒劲笔法,放笔直抒天伦情谊,质朴浑厚,为宋词中之少见。
施肩吾是位道士,但他写的诗却很有人情味,像这首诗人间烟火味就很浓。这首诗写女子的丈夫出征在外,大约是头年秋天出发,整整一年没有音信,眼看又是北雁南飞的时候,所以倍添思念。
“手爇寒灯向影频”以描写女子长夜不寐的情景发端。“寒”字略带孤凄意味。“手寒灯”,身影在后,不断回头,几番顾影(“向影频”),既有孤寂无伴之感,又有盼人未至的情态。其心情的急切不安已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这里已暗示她得到了一点有关丈夫的信息,为后文作好伏笔。
“回文机上暗生尘”用了一个为人熟知的前秦窦滔妻苏蕙织璇玑图的典故,以暗示“望夫”之意。“机上暗生尘”,可见女子近来无心织布。这与“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虽同样表现对丈夫的苦苦思恋,但又不同于那种初别的心情,它表现的是离别经年之后的一种烦忧。
前两句写不眠、不织,都含有一个“待”字,但所待何人,并没有点明。第三句才作了交代,女子长夜不寐,无心织作,原来是因“自家夫婿无消息”的缘故。诗到这里似乎已将“望夫”的题意申足,但并不够味。直到末句引进一个“卖卜人”的角色,全诗的内容才大大深化,突见精彩。
“却恨桥头卖卜人”中“卖卜人”角色的加入,给读者暗示了一个生活小故事,诗意便深有味。原来女子因望夫情切,曾到桥头卜了一卦。诗中虽未明说“终日求人卜,回回道好音”(杜牧《寄远人》),但读者已经从诗中默会到占卜的结果是如何。要是占卜结果未得“好音”,女子是不会后来才“恨桥头卖卜人”的。思妇从卖卜人那里得到的是卖卜人惯用的“好音讯”,这话自会叫她深信不疑。因此她在寒灯下一心一意地等候,每有动静便疑是夫归,以致“手寒灯向影频”(至此方知首句之妙)。整夜频频回头期盼丈夫归来,看到的却是自己孤独的身影,所以长夜未眠的女子自然就“恨”卖卜人。问卜,可见盼夫之切;而卖卜人欺以其方,一旦夫不归时,不能恨夫,自然恨卖卜人。
此诗描写一位闺中女子彻夜思念出征在外久不归家的丈夫的情景。全诗构思精巧,婉转别致,后两句以长夜未眠的思妇对曾给她好音讯的卖卜人的怨恨来反衬她对丈夫的思念之切,尤具神韵。
首句“北湖南埭水漫漫”突出了六朝的故都的典型景色。北湖即玄武湖,南埭即鸡鸣埭,是六朝帝王寻欢作乐的地方。可是经过了改朝换代,同一个“北湖”,同一个“南埭”,过去曾经看过彩舟容与,听过笙歌迭唱,而此时只剩下了汪洋一片。诗人怀着抚今感昔的情绪,把“北湖”“南埭”这两处名胜和漫漫湖水扣合起来写,表现出空虚渺茫之感。第一句“北湖南埭水漫漫”,诗人是把六朝兴废之感融汇到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而第二句“一片降旗百尺竿”,是通过具体事物的特写,形象地表现了六朝王运之终。在此“一片降旗”成为六朝历代王朝末叶的总的象征。“降旗”的典故原来和石头城有关,但诗人写了“降旗”不算,还用“百尺竿”作为进一步的衬托。“降旗”“一片”,分外可嗤;竿高“百尺”,愈见其辱。无论是从“一片”的广度或者是从“百尺”的高度来看历史,六朝中的一些末代封建统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无耻之极,都可想而知了。
第三、四句“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是一个转折,诗人囊括六朝三百年耻辱的历史。从孙吴到陈亡的三百年时间不算太短,但六朝诸代,纷纷更迭,恰好似凌晨残梦,说什么钟山龙蟠,形势险要,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钟山即紫金山。传说诸葛亮看到金陵形势之雄,曾说:“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然而在李商隐看来,三百年间,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曾先后定都于此,全都亡国,可见“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屈复《玉溪生诗意》卷七)。前二句的“北湖”、“南埭”已经为下文的“龙盘”之地伏根,而“一片降旗”偏偏就高高竖起在石头城上,则更证明地险之不足凭了。“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用反问的形式,加强了否定的语气,真是一针见血的快语。这一快语之所以妙,妙在作者是带着形象来判断的。诗人对“龙盘”王气的思考,不但扣合着六朝的山,扣合着历史上的“一片降旗”,还扣合着眼前的漫漫北湖;不但扣合着某一朝代的覆亡,还扣合着三百年沧桑。他的“王气无凭论”,实际上是“三百年间”一场“晓梦”的绝妙的艺术概括。诗作熔写景、议论于一炉,兼有含蓄与明快之胜。诗人巧妙地使典型景象的层层揭示与深切意蕴的层层吐露相结合。他描写了一幅饱经六朝兴废的湖光山色,而隐藏在背后的意蕴,则是“龙盘”之险并不可凭。“水漫漫”是诗人从当今废景来揭示意蕴;“一片降旗”是从历史兴亡来揭示意蕴。“三百年来”则是把“一片降旗”所显示的改朝换代,糅合为“晓梦”一场,浑然无迹,而又作为导势,引出了早已盘旋在诗人心头的感慨“钟山何处有龙盘”的沉着明快之语,形成了诗的高潮。看来“龙盘”无处寻觅,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