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在这篇赠序里，作者叙述个人早年虚心求教和勤苦学习的经历，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自己借书求师之难，饥寒奔走之苦，并与太学生优越的条件加以对比，有力地说明学业能否有所成就，主要在于主观努力，不在天资的高下和条件的优劣，以勉励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专心治学。全文结构严谨，详略有致，用对比说理，在叙事中穿插细节描绘，读来生动感人。
此篇赠序是宋濂写给他的同乡晚生马君则的。作者赠他这篇文章，是以勉励他勤奋学习，但意思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中引申而出，婉转含蓄，平易亲切，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硕德长者对晚生后辈的殷切期望，读来令人感动。
第一段写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的情形，着意突出其“勤且艰”的好学精神。内中又分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借书之难写自己学习条件的艰苦。因家贫无书，只好借书、抄书，尽管天大寒，砚结冰，手指冻僵，也不敢稍有懈怠。
第二层从求师之难，写虚心好学的必要。百里求师，恭谨小心。虽遇叱咄，终有所获。
第三层从生活条件之难，写自己安于清贫，不慕富贵，因学有所得，故只觉其乐而不觉其苦，强调只要精神充实，生活条件的艰苦是微不足道的。
第四层是这一段的总结。由于自己不怕各种艰难，勤苦学习，所以终于学有所成。虽然作者谦虚地说自己“未有所成”，但一代大儒的事实，是不待自言而人都明白的。
宋濂为人宽厚诚谨，谦恭下人。此文也是一如其人，写得情辞婉转，平易亲切。其实按他的声望、地位，他完全可以摆出长者的架子，正面说理大发议论，把这个青年教训一通的。然而他却不这样做。他绝口不说你们青年应当怎样怎样，而只是说“我”曾经怎样怎样，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去和人谈心。不仅从道理上，而且从形象上、情感上去启发影响读者，使人感到在文章深处有一种崇高的人格感召力量，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缩短了与作者思想上的距离，赞同他的意见，并乐于照着他的意见去做。写文章要能达到这一步，决非只是一个文章技巧问题，这是需要有深厚的思想修养作基础的。
其次，作者在说理上，也不是凭空论道，而是善于让思想、道理从事实的叙述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在事实的叙述中，又善于将概括的述说与典型的细节描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使文章具体实在，仅在行文上简练生动，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在说到读书之难时，作者在概括地叙述了自己因家贫无书，不得不借书、抄书，计日以还的情形后说:“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描写，就使人对作者当初读书的勤奋及学习条件的艰苦，有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具体感受。理在事中，而事颇感人。这也是此文使人乐于赞同并接受作者意见的又一个内在的原因。
而且，文章浑然天成，内在结构却十分严密而紧凑。本来文章所赠送的对象是一篇之主体。然而文章却偏把主体抛在一边，先从自己谈起，从容道来，由己及人，至最后才谈及赠送的对象。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在文章的深层结构中，主宾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时时针对着主，处处照应到主，而却避免了一般赠序文章直露生硬的缺点，使文章委婉含蓄，意味深长。在写作中又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映衬的手法，使左右有对比，前后有照应，文章于宽闲中显示严整，“鱼鱼雅雅，自中节度”。这一点给人的印象也是十分深刻的。
人们常常把呜叫声当作动物的语言，所以听到反复不断的声音，就自然想象到那是在不断地诉说着什么，或要求着什么，把它想象成无休止的倾诉。杜甫在秦州的几个月，正是促织活动的时候。傍晚，清晨，特别是不眠之夜，大约都是在促织的鸣叫声中度过的。诗人久客在外，心情本来就很凄凉，被促织声一激，往往不禁泪下。这首诗，就是诗人当时忧伤感情的真实写照。
起句正面点明促织，以“甚细微”与第二句的“何动人”构成对比，衬托哀音的不同寻常。
三、四句和五、六句，在修辞上构成两对‘‘互文”。就是说：促织在野外草根里、在屋内床底下，总是鸣声不断；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呜叫，总和不得意的诗人心情是互相接近的。听到它的叫声，长期客居外乡的人不得不流泪，再也无法安睡到天明；被遗弃的妇女或寡妇也在半夜里被哀鸣之声惊醒，陪着促织洒下泪水。这种“互文”格式的使用，用表面上的两层意思抒写了交互着的四层意思，能收到言简意缘的效果，是古代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
最后两句以“悲丝”、“急管”同促织的啼叫相比较，而以促织叫声“天真”、不受礼俗影响作结，把促织的哀音放在任何乐器的演奏无法达到的效果之上，把“哀音何动人”写到了极点，更加烘托出诗人的思乡愁苦之情。
这是一篇“台湾赋”。词史上自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之赋纪杭州盛景开始，遂有以词写都市繁华一体。张景祁此词即属这类题材的作品。需要指出的是，吟诵台湾的词而且又如此富其热情，却是在张景祁之前未曾见过，所以，张氏此篇在诗词史上是很珍稀的作品。特别是因为词人从宦台湾，知淡水县多年，中法战争中又身处岛上休戚与共，故而笔底情深意厚，尤觉可贵。
上片着重写台北一带的民情风物以及“华夷”共处的奇异景观，是怀着很高的热情和爱心来吟唱的。虽也还用了“夷”、“蛮”等词，但毫无轻蔑亵渎之意自显而易见。词一开始用“瀛洲胜”三字，表现了他对“海外城都”的回想和神往。当客人一告诉他台湾在台北开府的消息时，“画鼓春城”的盛况就浮现在脑海了，他仿佛又置身在“瑰灯夜市，娖队蛮靴红舞”的“莎茵绣土”上。瑰灯，是华丽鲜亮的灯火，娖队，则形容整齐的队伍。这乃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集会歌舞的场面，夜景璀灿，十分动人。张景祁说还有机械发动的车辆叫人新奇(“奇肱”，《博物志》言“奇肱国民能为飞车”，此处借喻)，来自东西方的各种马队(“马徕”，徕即来，瑶圃，意为天外远方)也极为壮观。
在顺笔排比铺陈到“莫讶琼仙”(即不要惊讶这是天上神仙所居处)时，词人笔锋一转说：“眼看桑海但朝暮！”你们切莫以为那是个世外桃源，其实，台湾经历的沧桑变化就在前不久呵！张景祁老辣地由此转入下片的对战争时代的回想。
这样，在上下片之间构成柔与刚、欢与悲、暖色与冷色的对照，使这篇“台湾赋”从时空的广袤性，从历史的演变背景上显得更丰富、更充实。作为词人，张景祁是更多地有着政治眼光的一个作家。
“天涯旧游试数”，一个“数”字拉回了历史的往事。“绿芜”句写战争惨败时的景况，“啼鵙”(伯劳，诗词中与鹃同义)句勾勒了军民的心情凄苦，这是一段耻辱的历史，岂能忘记。“绝岛螺盘”以下，强调了“此是神州庭户”，似在提醒人们，宝岛风物虽美，但不能再文恬武嬉，松弛武备，重蹈覆辙了！“惊涛万古”四字是意味深长的长鸣警钟之句。最后则又表述了他的愿望：“洗净兵戈，卷残楼橹”，永保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一年张景祁已整六十岁，他自觉年迈已不能重游旧地，故而他心愿即使“梦踏云峰”，一睹“曙霞天半吐”的壮观也满足了。
应该说张景祁的“愿洗净兵戈”的祝祷，并非是没有预感的。尽管他不可能测知日后政局的演化趋向，但一种忧虑似老在他的词心盘缠。后来的历史证明，不到十年，中日战争爆发，甲午一战，清水师全军覆没，日帝的魔爪铁蹄继之长期蹂躏台湾岛。如果张景祁还在世的话，“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知他又将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词篇来呀！
该词上片写景，开头便写了“雨急云飞”的自然景象，这是词人对当时政治形势危急险恶的形象暗示。 “暮天凉月”点明时令与具体时间——在秋季的某一天暴雨过后，从傍晚到晚上。接着由景及人，写词人泛舟湖上所见的两岸景色：秋柳枝条稀疏，萤火虫发出忽明忽灭的光。词人在这里抹上一层阴暗、凄凉的色彩，表达了词人凄切、悲怆之情。接着由远及近，看见满湖水气上升，听到水中杂乱的菰蒲被秋风吹得发出瑟瑟悲鸣的凄切声响。这里词人既写了景色，又写到了声音，二者交织在一起，使词中所刻画的意境更显得清冷寂寥。在一片凄惋的秋景中，词人心中充满无比深沉的悲愁，只好借酒浇愁，以醉解千愁了。
下片是抒情， “心折，长庚光怒”，由情及景，把词人郁积在心的满腔悲愤，喷薄而出，一气呵成。 “心折”两字比喻伤心到了极点。词人在这里用“心折”是承上启下的，既说明悲伤的程度，又展示了下文由景及情联想到了的国难国耻：金人气焰猖狂，几年前掳走徽钦二帝，现在又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好河山，长江竟成了国家的边界。自己和抗战派人士则受到压抑，只能悲歌哭泣，无力挽救天下，洗雪国耻。“群盗猖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群盗”指卖国求荣甘当金人走狗的汉奸与投降派，如黄潜善、刘豫之流；一种解释认为“群盗”是反语，指被投降派诬蔑为“盗”的风起云涌的抗金义兵。两种解释都认为“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是对当时形势的高度概括。“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则是全词的主旋律，集中体现了抗战派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收复中原，洗雪国耻，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词最后两句，将“爱国”与“忠君”结合在一起，亦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使然。
该词在写法上主要应用的是情景交融，上片所写的凄凉暗淡的景物，既包含着词人悲凉抑郁的感情，又暗寓着动荡危亡的政治局面；下片提到的“长庚”、“天河”，也是词人抬头所见的空中星宿。词人从此展开联想，进行议论和抒情，写出了自己的满腔悲愤与豪情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