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咏物,上片写杜鹃啼血而未唤得人归,其实是在写自身。下片写对怀国之士的同情和对国破家亡的悲痛。这首词采用象征、双关手法。语言深沉,感情强烈。
词上阙写杜鹃啼血却未唤得人归。杜鹃声声,是为唤回远在天涯的游子,口中啼叫出血,化作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可是直到花残花落,也未见人影返回家。这是在咏杜鹃,其实也是在写词人自身,借咏杜鹃之事,抒写他的悲凉慷慨、孤独悲愤。词人一生志在复明,到处奔走呼号,可谓坚定决绝,不遗余力。这“血洒青山尽作花”的大气磅礴之语,正是他忠贞不依、不屈不挠、竭尽心血的写照。然而尽管他像杜鹃啼血般呼唤流落四处的有志之士奋起复国,但却没有人响应。
词下阙是借昭君琵琶诉恨故事,书写怀国之士的痛心。下片的内容有对大明的抱怨,有对怀国之士的同情,更有对国破家亡的悲痛。下片写朱楼凤阙尽管富丽堂皇,但其中常有宫人遭禁、后妃失宠之怨恨;王昭君被选入宫,倍受冷落,怀着幽怨之情嫁入匈奴的,带着归汉不得的怨恨,留坟于大漠之上。昭君墓本只有一个,此处却冠以“无穷”,显然词人说的是现在像王昭君那样命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被大明遗忘的怀国之士,只能流落他乡。当年昭君归汉不得,惟以琵琶诉恨。如今那些怀国之士恐怕也是杜鹃声声催归不来的,他们只能像昭君般,借琵琶抒发自己的怨恨了。
此诗题为赠人,实为叙志咏怀,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此诗通过讥嘲周公、孔子和向往自由的表述,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只好向醉中逃避。
首二句,先写“百年”,次写“万事”,以“百”、“万”两个约数接“扰扰”、“悠悠”,且以表示内在感情的“长”、“悉”相衔接,概括了时间、空间和人事的纷繁,显示出诗人厌烦尘嚣、追求解脱的心理。由于诗人在现实中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以致“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自撰墓志》)。因此,他不得不对自己原先以正统儒者自居,以周公、孔子为楷模,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他觉悟到:正是“礼乐”囚禁了“姬旦”,“诗书”缚住了“孔丘”。囚禁、束缚二句,在前两句的映衬对比下,显得分外强烈、沉痛。日出日落尚且可以随意自然,洋洋河水尚且可以任情东流,不必说是人了。自然是不必要既受礼乐的束缚,又受人事的拘牵,在忧生嗟世中作徒然的努力了。“日光”、“河水”一联,诗人以自然的景象与不自由的自我进行对比,至“礼乐”、“诗书”一联发而为愤激语。诗人决心皈依自然,过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皈依自然,归隐田庐,不仅永远做不了圣人,还必须放弃一整套与正统儒家思想相关联的处世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对抗社会,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就是睡与醉。
“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睡,代表不以世事为念的生活;醉,意味着对社会的消极反抗。这也就是诗人在《田家三首》《醉后》《过酒家五首》中所说的:“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史载王绩嗜酒,为六合县丞,即因嗜酒被劾去职。《全唐诗》今存王绩诗一卷,多绕酒气。不仅是里多次出现“酒”和“醉”等字眼,其诗题中亦多“酒”字。虽篇篇有酒,但无一醉语。
就这首诗而论,表现出的,不仅有他所企慕的阮籍、陶潜的萧疏旷达之风,而且以自然的语言,遒健的气概,涤净初唐排偶板滞之习,与他著名的《野望》诸诗一起,透露出唐诗未来的新曙光。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这首描绘了遭受蝗灾之年的农民生活,揭露了政治的黑暗,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同情。诗的语言明白如话,不用典故,不事雕琢,选择了富有典型事例来描绘而获得很好的效果。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开头两句总写荒村,点明原因。农村倍受旱灾和蝗灾之苦,年复一年,没有收成,因而农民破产,农村凋敝,村落十分荒凉冷落。一个“甚”字,写出了荒凉的程度。这是明代广大农村的缩影。
颔联详写一家农户。这家农户的生活,老翁为了还债,年纪老了,还得去做雇工。佣工所得,只够还欠债的,可是官府还要催缴赋税。老翁只好忍痛将自己的幼子卖掉,用卖儿卖女所得的钱去缴纳官府的赋税。从此老翁一家骨肉分离。可以预见老翁的境况将会更加恶劣。
颈联继续写老翁贫困的生活。墙壁坍坏,风如同从屋里出来一样,屋梁倒塌,月光直照床上。这两句写得很形象。这里虽然写的是一个农户,但他是千百个农户的代表。这两联对“甚荒凉',“苦旱蝗”作了具体形象的描绘。
尾联把“村落甚荒凉”的社会原因揭示出来了。地方官吏为了升官发财,不肯如实上报灾情,以减免一些租税。所以说“荒村”的直接造成者是地方官吏。
在诗人的笔下,人民的生活极其困苦,由于年年蝗灾,已经穷到无钱、无粮、无完屋的地步,荒凉由此可以想见,但地方官却因为担心影响了“政绩”,“不肯报灾荒”,直指官员的冷漠与自私。本诗揭露了官场上的黑暗与冷漠,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生活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全诗语言精练、结构谨严、形象鲜明,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人民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
与第一首诗相比,第二首诗写得更精炼一些,全诗仅十二句,集中表达了陶渊明厌倦仕途、依恋田园的思想感情。第二首诗是真实动人的述怀诗。诗人对做官不感兴趣,下决心要辞别官场。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做官有行役之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尤其苦。所以陶渊明得出结论说:“自古叹行役”。然而,行役者究竟有些什么可叹的苦,陶渊明以往并无切身体验。可当他为桓玄当差,奔波于建康和江陵之间,不远千理,其间的艰难险阻可以说是“备尝之矣”,所以他感慨道:“我今始知之”。这里,言未尽意,诗人的心里是在说:行役当差的苦头我尝够了,谁还想迷恋仕途。
陶渊明厌倦仕途的另一个原因是,仕途多风险,吉凶难料。在诗人看来,做官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倒不如及早告别官场。为了表达这个意思,诗人并未直说,而是借景言情,引用典故达意。行役途中,面对山川荒野,诗人的心境是孤独而悲凉的,发出了“山川一何旷”的感叹。这不是对山川秀色的赞美,而是对山川旷野的畏惧。由于心情的关系,大自然在诗人的眼里也是可怕的。诗人借山川之险来陪衬仕途之险,意在说明仕途可畏,潜藏着祸福风云。何时为福,何时为祸,谁也不知,“巽坎难与期”。用“巽坎”来比喻仕途中的吉凶顺逆,是十分恰当的。“崩浪贴天响,长风无息时”。这是全诗的秀句,写出了诗人在行役途中对山川风物的真实感受。诗人的用词准确,而又很会夸张。他不说“巨浪”,而说“崩浪”。一个“崩”字,不仅有形象,而且有声音,绘声绘色。“川”字准确地形容出巨浪咆哮时的杂乱之声。“崩”字形容声大,“川”字形容声杂。诗人借自然景象来描绘官场内部的激烈斗争,像崩浪震天那样可怕。
宦游之人长年在外,离乡背井,这在感情上是一种痛苦。陶渊明也经历着这种痛苦,行役途中他格外思亲。“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这是陶渊明的心声,抒发了思亲的感情,悔恨自己不应该误入仕途,更不应该在仕途淹留。有了这悔恨之后,诗人便下定了决心,要罢官归田。这里,可以看见陶渊明的内心世界,他赞美园林,鄙弃官场。诗的结尾“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表面似乎是消极情绪的表露。其实,诗人并未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他是在思想痛苦的时候才这样写的,是一种愤慨之言。诗人正当壮年,大志未展,繁杂的公务消磨着他的年华,而且受着官场的牵制约束,俯仰由人,他想摆脱官场的牵制,回到园林,使自己的身心得到自由。诗人盼望有“纵心”的时刻,这不是要放纵自己,而是要做一个自由人。不贪富贵,纵心归田,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这是陶渊明真实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