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在结构上与前篇《祭公谏征犬戎》完全相同,仍然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本文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文章对月夜景色作了美妙描绘,真实地记录了作者被贬黄州的一个生活片段,也体现了他与张怀民的深厚友谊与对知音甚少的无限感慨,同时表达了他壮志难酬的苦闷及自我排遣,表现了他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全文情感真挚,言简义丰,起于当起,止于当止,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本文可分为三层来赏析
第一层叙事:交待了时间,地点和夜游原因
首句即点明事件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使已经四年了。这天夜里,月光照入他的房间,作者本欲就寝,怎奈被这美好的月色所迷,顿起雅兴,但想到没有同乐之人,遂动身去不远的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和苏轼一样,亦是被贬至黄州来的贬官,他和苏轼的友谊相当笃厚。当晚,张怀民也还未睡,于是二人一起来到院子中间散步。这一层叙事,朴素、淡泊而又自然流畅。(寻友夜游)
第二层写景:描绘庭中夜色
作者惜墨如金,只用十八个字,就营造出一个月光澄碧、竹影斑驳、幽静迷人的夜景。读者自可以发挥想象:月光清朗,洒落庭中,那一片清辉白茫茫一片好似积水空潭一般,更妙的是,“水”中还有水草漂浮,游荡,于是乎恍恍然便如仙境一般了。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以竹柏之影与月光两种事物互相映衬、比拟、比喻手法精当,新颖,恰如其分地渲染了景色的幽美肃穆。更体现出了月光清凉明净的特点,衬托出作者闲适的心境。
第三层:惋惜无人赏月
便转入议论。作者感慨到,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可是有此闲情雅致来欣赏这番景色的,除了他与张怀民外,恐怕就不多了,整篇的点睛之笔是“闲人”二字,苏轼谪居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所担任的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官,与儒家的“经世济民”之理想相去甚远,即所谓“闲人”之表层意义,它委婉地反映了苏轼宦途失意的苦闷;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月光至美,竹柏影至丽,而人不能识,唯此二人能有幸领略,岂非快事!苏轼的思想横跨儒释道三家,这便使他的处世态度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是宠辱不惊,进退自如。当然,他在逆境中的篇章更能折射出他的人格魅力!
文章中的“美”首先来自内容的“真”。东月朗照,激发了作者的游兴,想到没有“与乐者”,未免美中不足,因而寻伴,这时错觉生趣,情感触动,于是记下此景此情,顺理成章,一切是那么的和谐自然,毫无雕饰造作之感。这“美”来自语言的“纯”。笔记如同拉家常,娓娓叙来。虽然没有奇景之处,但却不能增删或改动什么字眼儿。点明日期,是笔记体游记所必须的,“月色入户”与“欣然起行”互为因果,寥寥数字,何其洗练!写庭下景色,用“空明”一词,不枝不蔓,体现出空灵、坦荡的意境,将竹柏影子比作水中藻荇,已然十分贴切,“交横”一词更准确地表现了藻荇姿态,仿佛触手可及。接着,作者笔锋陡转,连发二问,既亲切自然,富于韵律,又拓展时空,发人思绪。《记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
这“美”来自结尾的“精”。从文章结构看,结句属“合”,就此打住。从语意上看,它包蕴丰富。“闲人”一词,表面上是自嘲地说自己和张怀民是清闲的人,闲来无事才出来赏月的,实际上却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豪——月夜处处都有,却是只有情趣高雅的人能欣赏的,有了人的欣赏才有美,只有此时此地的月夜才是最幸运的,因为有情趣高雅的人来欣赏它。其次,“闲人”包含了作者郁郁不得志的悲凉心境,作者在政治上有远大的抱负,却被贬流落黄州,在内心深处,他又何尝愿做一个“闲人”呢?赏月“闲人”的自得只不过是被贬“闲人”的自慰罢了。
总之,游记以真情实感为依托,信笔写来,起于当起,止于当止,犹如行云流水,于无技巧中见技巧,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的境界。
这首词作于建炎三年,是一首寄寓南渡之恨的力作。
上片首句“永夜恹恹欢意少”开门见山。南渡以后,清照隽永含蓄的风格,一变而为沉郁苍凉。上巳虽是传统的水边修禊节日,但词人此时心情不愉,欢意甚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写长夜辗转反侧,梦见汴京,看到汴京的宫阙城池,然而实不可到,故说“空”,抒写对汴京被占的哀思和沉痛。
“为报今年春色认,花光月影宜相照”写今年的自然春色和往年一样认,而今年的政局远远不如从前了。“为报”二字,点明这春天的消息是从他人处听来的,并非词人游春所见。实际上是说,今年建康城毫无春意,虽是朝花夜月如故,而有等于无。“宜相照”的“宜”字,作“本来应该”解。“相照”前著一“宜”字,其意似说它们没有相照,更确切一点,是词人对此漫不经心,反映出她的忧闷。
“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承上启下,点明题旨,透露了女主人公并无心过认这个上巳节日,酸梅酿成的酒,和自己辛酸的怀抱是相称的。这两句,貌似率直,其实极婉转,极沉痛。
“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这里把“花”拟人化。“花莫笑”,就是不要笑我老大不小还插花,这一层词意,与末句“可怜春似人将老”紧接,意思是说最需要怜念的是春天也像人一样快要衰老了。“春”暗喻“国家社稷”,“春将老”暗喻“国将沦亡”。
《蝶恋花》是一首六十字的词,这首词题是“上巳召亲族”,带含丰富的思想内容,深厚的感伤情绪,写得委婉曲折,层层深入而笔意浑成,具有长调铺叙的气势。写出作者的国破家亡之恨,寄寓词人对国家社稷的赤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