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开门见山，吟咏梅花且叹悔此次赏梅又迟来了一步。梅花，以其寒冬腊月发花，且有坚贞耐寒之志而深受爱重，在我国历来有“国花”之称誉；其花五瓣，花色有白、亦有红；古人赏梅讲究“四贵”，除贵曲不贵直，贵疏不贵密之外，也贵梅花之瘦不贵其肥，贵梅花之合（含苞）而不贵其开（盛放）。“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是说：玉色的白梅花清瘦飘逸，浅红色的梅中上品檀香梅相形之下显得色泽浓艳，它们散发着袭人的香气；白雪正在消融，那雪压梅枝的美景已不见；真真令人遗憾，没想到赏梅竟然又来晚了。一个“又”字，表达了词中主人年年探梅、年年叹晚的心情；当然只有面对爱之甚深的对象，才会发出“恨晚”的叹息。此处也足见作者遣词匠心之一斑。
“江楼楚馆，云闲水探。清昼永，凭栏翠帘低卷”之句，交待了赏梅的环境地点、写出了探眺近俯的自然景色，也刻划出了一种闲适恬淡的心境。句中“楚馆”的“楚”字，本指春秋战国时的楚地，即今之湖南、湖北一带，此处泛指江南。在长江之滨的楚地南天，错落矗立着无数亭台楼馆，这里梅花竞放，又是赏梅的好去处；仰望白云闲散依蓝天而飘浮，俯视碧波涟漪逐江水而流逝；清凉的白昼是这样漫长，沉醉在阵阵梅香中的探梅人，凭倚着雕栏放眼探望，信手卷弄着低垂着的翠绿色的帷帘。上片至此而止，主要是侧重写景的幽深、人的安闲，为下片不平静心情的抒发埋下伏笔，达到以静衬动的效果；当然，如果说此处静中伏有波澜的活，便是“清昼永”中的“永”字撩起的。“永”是长的意思，人物感觉上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随人的心情而变：欢乐嫌短，愁苦恨长，这是人之常情。那么词中人“清昼永”之说，内里是否包含着几分惆怅。
下片“坐上客来，尊中酒满”两句写的是良友相聚、举杯飞觞、开怀畅饮、纵歌抒怀的场面。“歌声共，水流云断”，充满诗兴豪情的文人雅士对酒自是高歌，面对着象征高雅气节又令人心神陶醉的梅花。于是，群情激动，纵情引吭，你唱我和，这歌声充塞天地、嘹亮悠扬，上遏白云、下断流水。该词至此，欢乐之情已达顶巅，激越的情绪随着歌声止歇渐渐平静下来，另一种心态便代之而起，词人的笔触也宕然转开，回到赏梅的现场“南枝可插，更须频剪”，然后便在“莫直待，西楼数声羌管”的颇怀伤感的声中戛然止住。从字面意思看这几句是指点着眼前的梅树；那南边向阳枝头上的花儿令人喜爱，可以攀折供插，需趁着它方开未残，快多些采剪，或簪在鬓边，或插放几案，把梅的疏姿倩影和梅的寒香冷艳尽多的留在身边；千万不要等到花瓣残落、随风化泥的时刻再惆怅留连。弦外之音却是借物抒情，感伤光阴流逝，花开花落，容颜易老，聚少离多，人生得意与相聚之时需尽情欢畅，待到《梅花落》的曲调已经奏起，羌笛声声泣诉别离的时候，离愁别怨便会铺天盖地地袭来了。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