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是一首标准的况物自比的咏梅诗。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文武双全,年轻时意气风发,曾有一首词自赞:“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北宋灭国,是陆游一生中永远的痛,他一怀忠贞,念念不忘北伐,但一直得不到南宋小朝廷的重用,直至死去,中国人都熟悉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的诗句,这首诗所表达的情绪也是相通的,反应的是在诗人特有的政治处境下,心念复国,若有所待,非常幽微,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
从诗比较明朗的格调上看,这应是陆游中年时期的作品,当时的政治空气应该是,偏安势力牢牢控制政局,北伐派的处境至为严酷。
“幽谷那堪更北枝, 年年自分着花迟。”说的是诗人自忖处于政治势力的边缘,资历不高,又力主北伐,长时间得不到当权派的重用是自然的事。
但是,他的心中确实仍有期待。年复一年的等待并没让他感觉到绝望,“自分”二字准确地传达出了他的这种心态。
要知道,在当时的氛围中,能保持这样比较舒解,比较积极的心态并不容易!
就像这眼前大雪覆盖,依然含苞待放的梅花一样——你可能理解到,那雪中咏诗之人的高标逸韵?……
浓烈的诗情画意,夹杂着无法言说的身世之感,虚实相照,浑然一体,烘托出一种清逸深幽的特殊美感。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惯有风格,也是我们的祖先奉献给世界文学宝库的一份独到财产。
诗以清奇多姿的景语开笔,表现诗人远听太白轻雷、近看紫阁流云的归山逸趣;中间续以久滞宦途的兴叹,折为“钓竿不复把,野碓无人舂”的失意和惆怅;最后复出之以景语,留袅袅钟音于诗外。诗以山中雷鸣雨落、云烟变幻的奇观为启端,抒发了诗人对心居微官的愧悔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全诗语调慷慨豪迈调,绘景雄奇瑰丽,境界淡远,写得气魄非凡。
开始四句写雷雨景象,第一、二句写远景。诗人在白阁峰西面自己的草堂中,极目远眺,只听见轰然的雷声突然从终南山那面传来,震耳欲聋。“雷声傍太白”一句,起势突兀,巨响自天而降,震撼人心,具有先声夺人的咄咄气势。接着,闪逝雷煞,大雨滂沱,笼罩着莽莽苍苍的终南山诸峰。这铺天盖地的大雨,在惊雷的衬托下,更加气势夺人。第三、四句渐次而近:终南山的雷雨正向草堂汹涌逼来,东面白阁峰上的乌云,如万马奔驰,涌向那紫阁峰上的十万长松中,乌云与松林连成一片,激起满山的虎啸龙吟。开始这四句,雷鸣、雨下、云涌,写得层次分明,又错综交织,并且与终南山和白阁、紫阁诸峰相连,造成一种雄阔无比、笼罩宇宙的恢宏气势。
接着,诗人却就此陡顿,转换笔锋。“胜概纷满目,衡门趣弥浓”。是这首诗前后过渡的关键。前一句是对风雨雷电交织而成的雄壮景色的赞叹,而后一句于赞叹之中,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它表面是在进一步渲染草堂景色之胜,而实际上,是用“衡门”与帝都长安以及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衙署相比,京城和衙署尽管那般堂皇,但生活却是平庸枯燥的,比不上这简陋的草堂中瞬息万变、应接不暇的景色,和那游目骋怀、无拘无束的浓郁的情趣。这里已经委婉流露出了诗人追求新鲜活泼、自由无碍的生活的思想。
由这关键性的两句,引出了诗人的深深感慨。从“幸有数亩田”到末尾,以夹叙夹议的手法,抒发了自己对区区微官的不满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自己本有几亩薄田,可以像二仲那样过隐居的生活;也听过“达士”规劝之语,正与诗人心相通。却错误地做了个于世无补、于己不利的区区小官,现在因假而还归草堂,看到自己满身尘俗之气,无地自容啊。如今,钓竿疏远了,舂米的碓也无人操作,想起来惆怅不已,望着那日暮时渐尽的飞鸟,只听见南溪几声悠扬的疏钟。最后两句,诗人将无限怅惘之情,融进自然景物之中,结语微妙。白天四处觅食的鸟儿,随着暮色的降临,渐渐各自找到了归宿之所,而自己还滞留宦途,在异乡飘泊。那静夜里悠扬的钟声,是警醒诗人的“暮鼓晨钟”,好像是对诗人的召唤,但同时又像是轻轻的叹息。诗人用象征、映衬手法,将不尽之意隐含在最后两句。
不仅如此,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还形成了一种对比,隐含着诗人的深意。开始四句极写雷雨风云来势之猛,一派动荡之势,草堂似乎难以避免暴风雨的冲涮。接着,诗人虽然没有再交待风雨,但从最后两句“惆怅飞鸟尽,南溪闻夜钟”的暗示中可以看出,显然风雨往别处去了,并没有降临草堂。诗人这种章法,动荡与宁静的强烈对比,无疑地隐含着对人生变幻无常的感慨,与“早闻达士语,偶然心相通。误徇一微官,还山愧尘容”的出处无定的伤喟,正是统一的,两者交相映发,将这种迷惘而又感伤的情怀,表现得更为婉曲而又深沉。
这篇散文精辟阐明了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全文除首四句接近序文的性质外,正文基本上是韵文,隔句或逐句押韵,语言古朴精简,是一篇较为典型的“戒”体文章。
《敌戒》是作者在永州时所作。这篇短文,144个字,从秦灭六国后因自满而亡、晋厉公战胜楚国后反而招致内乱,以及臧孙纥对憎恶自己的孟孙速之死发出感叹这三个事例,鲜明地指出:敌人的存在虽然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有很强的敌情观念,能够以敌为戒,常备不懈,奋发图强,就能够转害为利。
作者用正反面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客观规律,批判了“敌存而惧,敌去而舞”的形而上学思想,告诫统治集团要居安思危,表明柳宗元已经认识到对立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