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诗人山行时所见所感,描绘了初冬时节的山中景色。“荆溪”发源于秦岭山中,流至长安东北汇入灞水。诗人的别墅也在秦岭山中,此诗所写应是其别墅周边的一段景色。首句写山中溪流:荆溪蜿蜒穿流,溪水清浅,因溪水冲刷而泛白的石头星星点点地露出水面。次句写山中红叶:天气业已寒冷,但山林间仍点缀着稀疏的红叶。从天寒而红叶犹未尽落,表明天气是初冬时节。在以上两句诗中,诗人以“白石出”与“红叶稀”概括而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初冬山中景色的显著特征。不过诗人接着就在第三、四句诗中告诉人们,上述景象并不是此时山景的全貌,此时山景的基本面貌,乃是由众多苍松翠柏等终年长青的树木构成的充满生命力的“空翠”,即一望无际的空明的翠绿色。诗人行走在山间小路上,周身被空明的翠绿所包围,山林间的空气本就湿润,而空明的翠色则仿佛已化作绿水洒落下来似的,虽然未曾下雨,却不由产生了衣裳被淋湿的感觉。在此,诗人通过一个似幻似真的“湿”字,巧妙地显示出山中“空翠”色彩的浓烈。
在这首小诗中,诗人选择白石散露的小溪,山林间稀疏点缀的红叶和一望无际的翠绿色,用一条山径和一位行人把它们联接起来,构就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山中初冬风景画。这幅优美的风景画极具冬的情韵,却无冬的肃杀,而仍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这首小诗描绘初冬时节山中景色。
首句写山中溪水。荆溪,本名长水,又称浐水,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南秦岭山中,北流至长安东北入灞水。这里写的大概是穿行在山中的上游一段。山路往往傍着溪流,山行时很容易首先注意到蜿蜒曲折、似乎与人作伴的清溪。天寒水浅,山溪变成涓涓细流,露出磷磷白石,显得特别清浅可爱。由于抓住了冬寒时山溪的主要特征,读者不但可以想见它清澄莹澈的颜色,蜿蜒穿行的形状,甚至仿佛可以听到它潺潺流淌的声音。
次句写山中红叶。绚烂的霜叶红树,本是秋山的特点。入冬天寒,红叶变得稀少了;这原是不大引人注目的景色。但对王维这样一位对大自然的色彩有特殊敏感的诗人兼画家来说,在一片浓翠的山色背景上(这从下两句可以看出),这里那里点缀着的几片红叶,有时反倒更为显眼。它们或许会引起诗人对刚刚逝去的绚烂秋色的遐想呢。所以,这里的“红叶稀”,并不给人以萧瑟、凋零之感,而是引起对美好事物的珍重和流连。
如果说前两句所描绘的是山中景色的某一两个局部,那么后两句所展示的却是它的全貌。尽管冬令天寒,但整个秦岭山中,仍是苍松翠柏,蓊郁青葱,山路就穿行在无边的浓翠之中。苍翠的山色本身是空明的,不象有形的物体那样可以触摸得到,所以说“空翠”。“空翠”自然不会“湿衣”,但它是那样的浓,浓得几乎可以溢出翠色的水份,浓得几乎使整个空气里都充满了翠色的分子,人行空翠之中,就象被笼罩在一片翠雾之中,整个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染、滋润,而微微感觉到一种细雨湿衣似的凉意,所以尽管“山路元无雨”,却自然感到“空翠湿人衣”了。这是视觉、触觉、感觉的复杂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似幻似真的感受,一种心灵上的快感。“空”字和“湿”字的矛盾,也就在这种心灵上的快感中统一起来了。
张旭的《山中留客》说:“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沾衣”是实写,展示了云封雾锁的深山另一种美的境界;王维这首《山中》的“湿衣”却是幻觉和错觉,抒写了浓翠的山色给人的诗意感受。同样写山中景物,同样写到了沾衣,却同工异曲,各臻其妙。真正的艺术是永远不会重复的。
这幅由白石磷磷的小溪、鲜艳的红叶和无边的浓翠所组成的山中冬景,色泽斑烂鲜明,富于诗情画意,毫无萧瑟枯寂的情调。和作者某些专写静谧境界而不免带有清冷虚无色彩的小诗比较,这一首所流露的感情与美学趣味都似乎要更健康一些。
这首诗传诵一时,并奠定了钱起在诗坛的不朽声名。
诗题“湘灵鼓瑟”,摘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诗句,其中包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舜帝死后葬在苍梧山,其妃子因哀伤而投湘水自尽,变成了湘水女神;她常常在江边鼓瑟,用瑟音表达自己的哀思。
根据试帖诗紧扣题目,不得游离的要求,诗人在开头两句就概括题旨,点出曾听说湘水女神擅长鼓瑟的传说,并暗用《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的语意,描写女神翩然而降湘水之滨,她愁容满面、轻抚云和瑟,弹奏起如泣如诉哀伤乐曲。动人的瑟声首先引来了水神冯夷,他激动地在湘灵面前伴乐狂舞,然而一个“空”字,说明冯夷并不理解湘灵的哀怨;倒是人间那些被贬谪过湘水的“楚客”,领略了湘灵深藏在乐声里的哀怨心曲,禁不住悲从衷来,不忍卒闻。
接下来,诗人着意渲染瑟声的感染力。“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瑟声哀婉悲苦,它能使坚硬的金石为之凄楚;瑟声清亢响亮,它可以响遏行云,传到那穷高极远的苍穹中去。瑟声传到苍梧之野,感动了寄身山间的舜帝之灵,他让山上的白芷吐出芬芳,与瑟声交相应和,弥漫在广袤的空间,使天地为之悲苦,草木为之动情。
中间这四句,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任思绪在湘水两岸、苍梧之野、洞庭湖上往复盘旋,写出了一个神奇虚幻的世界。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这两句写湘灵弹奏的乐曲同舜帝策动的芳香在湘水之源交织汇合,形成一股强劲的悲风,顺着流水,刮过八百里洞庭湖。
至此,乐曲进入了最高潮,感情达到了白热化。凭藉着诗人丰富的想象,湘灵的哀怨之情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发和表现。然而全诗最精采的还不在于此,令全篇为之生辉的是结尾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旧唐书·钱徵传》称这十个字得自“鬼谣”,其实无非说这两句诗是钱起的神来之笔。此联的妙处有:
一是突然转折,出人意料。在尽情地描写乐曲的表现力之后,使乐曲在高潮中戛然而止,这是一重意外;诗境从虚幻世界猛然拉回到现实世界,这是又一重意外。二是呼应开头,首尾圆合。全诗从湘水女神出现开始,以湘水女神消失告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结尾两句如横空出世,堪称“绝唱”,但同时又是构成全篇整体的关键一环;所以虽然“不”字重出,也在所不惜。作者敢于突破试帖诗不用重字的规范,确属难能可贵。三是以景结情,余音袅袅。诗的前面大部分篇幅都是运用想象的画面着力抒写湘水女神的哀怨之情,结尾一笔跳开,描写曲终人散之后,画面上只有一川江水,几峰青山。这极其省净明丽的画面,给读者留下了思索回味的广阔空间:或许湘灵的哀怨之情已融入了湘江绵绵不断的流水,或许湘灵美丽的倩影已化成了江上偶露峥嵘的数峰青山,或许湘灵和大自然熔为一体,年年岁岁给后人讲述她那凄艳动人的故事,或许湘灵的瑟声伴着湘江流水歌吟,永远给人们留下神奇美妙的遐想。这一切的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宋代词论家有“以景结情最好”之说,恐怕是从这类诗作中得到的启迪。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
“无花”二字双关不见花开之意,这层意思紧启第三句“笛中闻折柳”。“折柳”即《折杨柳》曲的省称。这句表面看是写遍地闻笛,实际话外有音,意谓眼前无柳可折,“折柳”之事只能于“笛中闻”。花明柳暗是春色的表征,“无花”兼无柳,也就是“春色未曾看”了。这四句意脉贯通,一气直下,措语天然,不拘格律如古诗之开篇,前人未具此格。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这两句是说,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却是抱着马鞍睡觉。
五、六句紧承前意,既写军旅生活的紧张。古代行军鸣金击鼓,以整齐步伐,节制进退。写出“金鼓”,则烘托出紧张气氛,军纪严肃可知。只言“晓战”,则整日之行军、战斗俱在不言之中。晚上只能抱着马鞍打盹儿,更见军中生活之紧张。本来,宵眠枕玉鞍也许更符合军中的生活习惯,不言“枕”而言“抱”,一字之易,紧张状态尤为突出,似乎一当报警,“抱鞍”者更能翻身上马,奋勇出击。此两句则就一“晓”一“宵”写来,并不铺叙全日生活,概括性也强。全篇只此两句作对仗,严正的形式与严肃的内容配合,增强了表达效果。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末两句是说,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以上六句全写边疆生活的艰苦,若有怨思,末两句却急作转语,音情突变。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西域国名)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为国立功。此诗末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愿”字与“直为”,语气斩钉截铁,慨当以慷,足以振起全篇。这是此诗点睛结穴之处。
本诗的结尾雄壮有力,与前面六句的烘托之功是分不开的。没有那样一个艰苦的背景,则不足以显示如此卓绝的精神。此诗所以极苍凉而极雄壮,意境浑成,是因为有了前六句的铺垫。如果一开口就豪言壮语,转觉无力。这写法与“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诗不但篇法独造,对仗也不拘常格,自是五律别调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