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传一曲情偏厚。淡扫两山缘底皱。归时好月已沈空，只有真香犹满袖。
细传一曲情偏厚。淡扫两山缘底皱。归时好月已沈空，只有真香犹满袖。
《相鼠》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承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诗经》中写到“鼠”的有五首（《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通癙，未计），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鼠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卫国“在位者”作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刺的“在位者”是谁，所刺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卫国的史册，在位者卑鄙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州吁弑兄桓公自立为卫君；宣公强娶太子伋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伋；惠公与兄黔牟为争位而开战；懿公好鹤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立，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之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反复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足，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且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诘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这是一篇堪称唐诗精品的七律。首联写贾谊三所谪官，落得“万古”留悲。明写贾谊，暗寓自身迁谪。颔联写古宅萧条冷落的景色，“秋草”、“寒林”、“人去”、“日斜”，一派黯然气象。颈联写贾谊见疏，当年凭吊屈子。隐约联系自己而今凭吊贾谊。尾联写宅前徘徊，暮色更浓，秋色更深，抒发放逐天涯的哀惋叹喟。此诗通过对汉代文学家贾谊不幸遭遇的凭吊和痛惜，抒发了诗人自己被贬的悲愤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全诗意境悲凉，真挚感人，堪称唐人七律中的精品。
首联“三年谪宦”，只落得“万古”留悲，上下句意钩连相生，呼应紧凑，给人以抑郁沉重的悲凉之感。“此”字，点出了“贾谊宅”。“栖迟”，像鸟儿那样的敛翅歇息，飞不起来，这种生活本就是惊惶不安的，用以暗喻贾谊的侘傺失意，是恰切的。“楚客”，流落在楚地的客居，标举贾谊的身份。一个“悲”字，直贯篇末，奠定了全诗凄怆忧愤的基调，不仅切合贾谊的一生，也暗寓了刘长卿自己迁谪的悲苦命运。
“颔联是围绕题中的“过”字展开描写的。“秋草”，“寒林”，“人去”，“日斜”，渲染出故宅一片萧条冷落的景色，而在这样的氛围中，诗人还要去“独寻”，一种景仰向慕、寂寞兴叹的心情，油然而生。寒林日斜，不仅是眼前所见，也是贾谊当时的实际处境，也正是李唐王朝危殆形势的写照。
颈联从贾谊的见疏，隐隐联系到自己。出句要注意一个“有道”，一个“犹”字。号称“有道”的汉文帝，对贾谊尚且这样薄恩，那么，当时昏聩无能的唐代宗，对刘长卿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恩遇了；刘长卿的一贬再贬，沉沦坎坷，也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所谓“言外之意”。
诗人将暗讽的笔触曲折地指向当今皇上，手法是相当高妙的。接着，笔锋一转，写出了这一联的对句“湘水无情吊岂知”。这也是颇得含蓄之妙的。湘水无情，流去了多少年光。楚国的屈原哪能知道上百年后，贾谊会来到湘水之滨吊念自己；西汉的贾谊更想不到近千年后的刘长卿又会迎着萧瑟的秋风来凭吊自己的遗址。后来者的心曲，恨不起古人于地下来倾听，当世更没有人能理解。诗人由衷地在寻求知音，那种抑郁无诉、徒呼负负的心境，刻画得十分动情，十分真切。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读此尾联的出句，好像刘长卿就站在读者面前。他在宅前徘徊，暮色更浓了，江山更趋寂静。一阵秋风掠过，黄叶纷纷飘落，在枯草上乱舞。这幅荒村日暮图，正是刘长卿活动的典型环境。它象征着当时国家的衰败局势，与第四句的“日斜时”映衬照应，加重了诗篇的时代气息和感情色彩。“君”，既指代贾谊，也指代刘长卿自己；“怜君”，不仅是怜人，更是怜己。“何事到天涯”，可见二人原本不应该放逐到天涯。这里的弦外音是：我和您都是无罪的呵，为什么要受到这样严厉的惩罚！这是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合理现实的强烈控诉。读着这故为设问的结尾，仿佛看到了诗人抑制不住的泪水，听到了诗人一声声伤心哀惋的叹喟。
诗人联系与贾谊遭贬的共同的遭遇，心理上更使眼中的景色充满凄凉寥落之情。满腹牢骚，对历来有才人多遭不幸感慨系之，更是将自己和贾谊融为一体。
这首怀古诗表面上咏的是古人古事，实际上还是着眼于今人今事，字里行间处处有诗人的自我在，但这些又写得不那么露，而是很讲究含蓄蕴藉的，诗人善于把自己的身世际遇、悲愁感兴，巧妙地结合到诗歌的形象中去，于曲折处微露讽世之意，给人以警醒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