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大致写在李白寓居湖北安陆时期（727-736），此时他常往来于襄汉一带，与比他长十二岁的孟浩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诗的风格自然飘逸，描绘了孟浩然风流儒雅的形象，同时也抒发了李白与他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李白的律诗，不屑为格律所拘束，而是追求古体的自然流走之势，直抒胸臆，透出一股飘逸之气。前人称“太白于律，犹为古诗之遗，情深而词显，又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归，开郁宣滞，特于风骚为近焉。”（《李诗纬》）《赠孟浩然》这首诗就有这样的特色。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首联是说，我敬重孟先生，他为人高尚风流倜傥闻名天下。首联即点题，开门见山，抒发了对孟浩然的钦敬爱慕之情。一个“爱”字是贯穿全诗的抒情主线。“风流”指孟夫子潇洒的风度人品和超然的文学才华。这一联提纲挈领，总摄全诗。到底如何风流，就要看中间两联的笔墨了。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颔联是说，少年时鄙视功名不爱官冕车马，高龄白首又归隐山林摒弃尘杂。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颈联是说，明月夜常常因酒醉得非凡高雅，他不事君王迷恋花草胸怀豁达。诗中用典，融化自然。“中圣”用曹魏时徐邈的故事，他喜欢喝酒，将清酒叫作圣人，浊酒叫作贤人，“中圣”就是喝醉酒的意思，与“事君”构成巧妙的对偶。
中二联好似一幅高人隐逸图，勾勒出一个高卧林泉、风流自赏的诗人形象。“红颜”对“白首”，概括了从少壮到晚岁的生涯。一边是达官贵人的车马冠服，一边是高人隐士的松风白云，浩然宁弃仕途而去隐遁。通过这一弃一取的对比，突出了他的高风亮节。如果说颔联是从总的方面写他的生平，那么颈联则只是从横的方面写他的隐居生活。在皓月当空的清宵，他把酒临风，往往至于沉醉。有时则于繁花丛中，流连忘返。颔联采取由反而正的写法，即由弃而取；颈联则自正及反，由隐居写到不事君：纵横正反，笔姿灵活。这二联是在形象描写中蕴含敬爱之情。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尾联是说，高山似的品格怎么能够仰望着他？只在此拜揖他芬芳的道德光华！尾联又回到直接抒情，感情进一步升华。孟浩然不慕荣利，自甘淡泊的品格已经写得如此充分，在此基础上将抒情加深加浓，推向高潮，就十分自然，如水到渠成。仰望高山的形象使敬慕之情具体化了，但这座山太巍峨了，因而有“安可仰”之叹，只能在此向他纯洁芳馨的品格拜揖。这样写比一般的写仰望又翻进一层，是更高意义上的崇拜，诗就在这样的赞语中结束。
这首诗在语言上有自然古朴的特色。首联看似平常，它以一种舒展的唱叹语来表达诗人的敬慕之情，自有一种格调高古，飘逸之致的风神，尾联也具有同样的风调。颔联由“红颜”写到“白首，像流水淌泻，”其中运用“互体”，耐人寻味：“弃轩冕”、“卧松云”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样写，在自然流走之中又增加了摇曳错落之美。
整个诗的结构采用抒情——描写——抒情的方式。开头提出“吾爱”之意，自然过渡到描写，揭示出“可爱”之处，最后归结到“敬爱”。以感情的自然流淌结撰成篇，所以像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表现出诗人率真自然的感情。
岁寒三友，竹居其中。人们之所以看重它，或者因为它“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的凌寒之质（齐·王俭《灵丘竹赋》）；或者因为它“未出土时便已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君子之风（管桦《竹颂》）。传说它的竹实只为凤凰所食；竹竿又能制成箫笛横吹。所以碰到豪爽之士，便以它的“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慨然自许（陈·贺循《赋得夹池修竹》）；遇上才高位卑者流，便又借它发出“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孤傲啸叹（齐·刘孝先《竹诗》）。这样咏竹自无不可，只是不免都带有情随境迁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意有所讥，就严斥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爱有所偏，便厉声扬言“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真教竹子左右为难了。
倘能摒弃这类借题发挥之习，仅把竹子当作客观审美对象来观赏，则它的“葳蕤青翠，风来动音”、“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的清姿，也自有不同于苍松、老梅的风神。沈约这首诗，大约就没有深意的寄托，只是客观地为檐前之竹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不过，这肖像带有一种“生成”的动态，在诗人开笔时才正拔节抽枝：“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箨”指笋壳，当竹茎拔节而出时，它便已经垂脱；随着细长竹叶的抽生，慢慢就长出了嫩枝。几株幼嫩之竹，就这样带着清新的生气，从诗人笔下钻出。转眼之间，它又挺拔直上：“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变得枝叶繁茂、亭亭如盖了。“蓊茸”画檐竹枝叶披离之态，使人简直能感觉到，正有一片清荫从高处淌下。“离离”状竹节历历分明之貌，因为是在低处（下），竹节间距离较近，故又用“促节”形容。这四句描绘绿竹的生态，带有强烈的动感。但没有声响，也不用浓彩。只见到诗人沾着萧淡的水墨，疏疏落落地挥洒那么几笔，数竿绿竹便无声无息地拔节而出、由矮而高，终于英挺地站立“檐前”，甚至还带来了一阶清荫。
画成翠竹，这对诗人来说并不费力。但要表现它的风韵，光靠这平面的勾勒就不够了。接着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两句，着力的便是环境、音响的烘托映衬，于是这“画”便有了“伴乐”和“灯光”：诗人选择的是露水初凝之夜，因为是夜间，竹叶上那湛湛露珠就显得朦胧不清。好在有风，诗人便让读者听那静夜中风动竹叶、露珠滴阶的清韵，这可是异常动听的。诗人还嫌不够，又在乌蓝的中天添上一轮明月，那月光洒在竹上，便在阶前印下斑驳的竹影。前面说到“有风”，清风徐来，那地上的竹影便参差而动。这两句妙在均不直接写竹，只从露珠滴阶、竹影参差中映衬、烘托，而檐竹之沾满清露，在朗月清风中飒飒舞弄的美好风韵，已栩栩如在耳目之间。按照这一思绪写下去，结句便该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了。但沈约偏不这样，他的结句正如蔡邕之咏“翠鸟”一样，却是被咏之物的深情倾诉：“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这美好的翠竹，本该生长在花草芳美的池畔，度那月下花前的风光才是哩。而今却在诗人居处简陋的檐前，伴着他度过清寂的晨昏。诗人在观赏檐前之竹的深深怜爱之中，大约曾浮起过一种微微的惋惜和不安吧。而檐竹似乎有解人心意的灵性，立即前来安慰诗人：“我所仰慕的是君子的风仪，而不是花前月下的池畔风光；能够生长在您的窗门前，正是我的心愿哪！”这两句初看显得突兀，但在诗人观赏入神之际，将竹叶飒飒之音，想象为它的嫣然解人之语，也正符合情理。这话语之中所显示的，正是檐竹那不慕风华、清心自守的高节，其实也还是诗人对檐竹的一种赞美。不过，采用檐竹自身倾诉的方式，既情意动人，又含蕴不露，较之于那种“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的直赞之语，似乎有更多的情韵。
这就是沈约的《咏檐前竹》：诗中只把竹子作为客观审美对象来观照，形象地勾勒它的清姿，映衬它的风韵，别无政治上的寓意或个人身世的感慨。从咏物寄兴的传统眼光来看，这样咏竹似乎“浅”了些。但读够了寄兴、说教的诗作以后，吟诵—下这类美好单纯而寓意不多的咏物诗，倒也可使耳目一新。
诗前二联用几个典故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入侵。他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做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情愫。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生灵涂炭，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非昔”。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铜铸的仙人尚且流泪，而作为有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他们的心情就不言自喻。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崩裂之痛”（清沈德潜语）。尾联揭示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青城是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金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降表的地方，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金灭北宋。而一百年后，亡国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其他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让诗人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一“兴”一“亡”，恰恰是天公的意旨。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的潮汐淘汰，唯有记载金廷兴亡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人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诗用了几个典故以寓亡国之痛。“霸上真儿戏”，用《史记》载汉文帝语，暗讽金国军纪松弛，早已潜伏危机，不料竟因此亡国；“华表鹤来应有语”，用“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城郭如故人非昔”的故事，比喻京城沦陷，“人非昔”矣；用“魏明帝迁徙汉长安铜盘人”故事，喻国祚转移。用古事古语，不着痕迹，如出诸己，是善用典者。“留着青城阅古今”，劫难之后仅仅青城还在，人物荡然无存矣！青城，是两朝痛史的见证。
元好问“纪乱诗”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
诗首联切题，但以倒装出之。诗人对着酒杯，只见飞鸟掠过，浮云缓移，这一切都倒映在杯中，于是心中若有触动，觉得这是极好的诗料，想写出来，又似乎找不到适当的诗句来表达。江西诗派的诗喜欢拗折，这样起句，将因果倒置，诗便显得突兀而有波折。同时人葛胜仲在评论陈与义诗时，曾指出他的诗“务一洗旧常畦径，意不拔俗，语不惊人，不轻出也”，这联诗便是很好的例子。诗写的情况，是每个诗人都遇到过的。这样的感触，就是陶渊明《饮酒》诗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也即李商隐《锦瑟》诗所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明明是极好的景情，诗似乎就在口边，却一下子说不出来。陈与义对这种境界体会很深，多次拈出，如《春日》云：“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又如《题酒务壁》云：“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
第二、第三联写现实生活，抒发感慨。两联都一句说情，一句写景作陪衬，进一步阐发情。诗人当时官符宝郎，到这年冬天，即以王黼事罢，出监陈留酒税。这时候，他或许已对官场的倾轧感到了厌恶，而自己已是三十五岁，官低位贱，展望未来，前程似漆，于是在这两联诗的出句中感叹自己整天忙忙碌碌，周旋于案牍文书之中，没有出落的日子；没完没了的是非恩怨，又缠绕着自己，伴随着自己渐渐老去。与所抒发的心理动态相呼应，两联的对句便写相应的景物，自成连续，说眼见到楼落阵阵风雨，秋天已经来到，满目苍凉萧瑟，使人感伤；燕子已经离开，飞往南方的故巢，令人感到岁月在匆匆地流逝。这两联是名句，方回对此极为赞赏，在《瀛奎律髓》中评说：“此诗中两联俱用变体，各以一句说情，一句说景，奇矣。”宋吴开《优古堂诗话》说：“近时称陈去非诗‘案上簿书何时了，楼落风月又秋来’之句。或者曰：此东坡‘官事无穷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为本唐人罗邺《仆射陂晚望》诗‘身事未知何日了，马蹄唯觉到秋忙’。”方回则以为本苏轼词“官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第三联则与陈与义自己的《寓居刘仓廨中晚步过郑仓台上》的“世事纷纷人老易，春阴漠漠絮飞迟”同意，“是为变体”。吴开及方回都遵循江西诗派宗旨，在“无一字无来历”上下工夫，实际上，不论陈与义是否袭用前人，诗都写得意深情深，格调高迥；其中以“书生”对“燕子”、“簿书”对“风雨”、“是非”对“岁月”，都很灵动，非俗手所能做到。
在发了一通感慨后，诗进入尾声，回应题目，说自己含笑把这些人世间的烦恼都远远地抛开，痛快地喝上一通酒，醉后往床上一躺，进入梦乡。这联虽然是故作达语，力求轩豁，但气势与上不称。陈与义曾经提出作诗要达到两个标准，一是“忌俗”，一是“不可有意用事”，这联却写得很俗气，违背了自己的标准，所以清纪昀、许印芳都曾予以指摘。
这首诗属于拗体，采用了特殊的结构形式，显得兀傲奇崛，是陈与义学黄山谷诗的结果，因此被极力鼓吹江西诗派诗的方回赞为“学许浑诗者能之乎？此非深透老杜、山谷、后山三关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