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追忆歌妓、侍女的深情与作者的思念。“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点明即将渡江的时间与行踪,突出描绘想象中的繁华秦淮。秦淮有歌女成群的黄金河畔楼台。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唱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宋代诗人贺铸《秦淮夜泊》也唱道:“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隔岸开珠箔,临风弄紫箫。”忆起王胜之昔日秦淮之风流,更加深恋今日秦淮的韵事。接着写宿处“月明”时,笔锋一转,突然有人吹起悲哀的笛声。这是受主人之爱而又得不到真情的凄楚之音,难言之音。吹笛者不知是谁,最后两句,引用六朝“王谢女”故事,作了回答。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金陵五题》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正是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烘托出了欢送王胜之上任之歌妓深情:既吹笛“多情”,又“相逐过江来”。
下片,写情势不许,情爱成影,有难言之隐。第一、二句,点化活用宋玉《高唐赋》中神话。巫山神女比喻“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将其神话比作情爱,尚未成真而今又分离了。作为歌妓,就是歌妓,官人无论如何喜爱,但要成为真正情爱是难越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障碍的,自然“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只能“云雨未成还又散”,令人“思量好事难谐”。第三、四句,从两个方面点明“云雨散”,“好事难谐”的原因:一是“凭陵”逼迫,情势不允许;二是“急桨”人催促开船不容犹豫。所以“两相催”成了这种不得不分离的现状和难言之隐的伤痛,“妓婵娟,不长妍”(孟东野《婵娟篇》)。最后两句“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为点题之笔,道出了东坡十分同情歌妓的心底之言: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悔而又晚,隐痛难言,此恨绵绵无尽期。
这首词原本为送王胜之龙图至南都之作。只因即歌妓与侍女陪送之事,而转到写这些底层女性无主的命运。在官人当政春风得意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就是“王谢女”;当官人贬谪或迁移不得志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则成为“归去”女。作者批判昔日的秦淮韵事,同情眼前吹奏哀笛的歌妓的凄凉命运,就充分反映了他不为世俗传统观点束缚的新型妇女观。
写西湖之春的诗词曲可谓汗牛充栋,然此曲别是一番情调。前三句写西湖繁华,抓住了游人在春风暖日中徜徉之感受,突出一个“闹”字,管弦、莺歌,更有花团锦簇;“不知音”二句乃言西湖春景之“宜”,即所谓“宜晴宜雨”,“宜酒宜诗”等等一西湖无时不美,无处不美;
最妙自然还在末三句,作者感受之细微与独到,是极饶创造性的。特别是末句,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春之西湖与睡足了的西施醒来之比并,真可谓神来之笔,大可玩味。
这是一首怀古感时之作,是抒发其吊古思今之感慨。由于当时清统治者推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故此词感情写得比较隐曲,显得怨而不怒,醇而不烈。张子房祠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当作者北上经过彭城拜谒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字子房)祠时,不禁心潮飞卷,而填写了此词。
此词上片怀古,写张良,下片慨今,写遗庙;上片重在记事、议论,下片重在写景、抒情。作者以雄深雅健之笔,写尽沧桑兴亡之感,属于词风“悲壮”而“与秦缶燕筑相摩荡”(曹尔堪《曝书亭词序》)之佳什。
作者于上片以简炼的笔墨勾勒出张良一生的大关节,于记叙与评论中寄寓其怀念、仰慕之意。首句“当年博浪金椎”气势夺人,写出张良复仇报国的豪侠英姿。张良家世代相韩,当韩国被灭,张良“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锤)重百二十斤”,“狙击秦皇帝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南)中”(《史记·留侯世家》)。作者对张良此豪举所包含的爱国精神充满了赞誉之情。词之次句“惜乎不中秦皇帝”则一转折,为“金椎”即铁锤“误中副车”(同上)而未击中秦始皇之功败垂成深表惋惜。“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三句乃记叙刺秦王未成,“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同上)的史实。“咸阳”为秦国首都,指代秦王朝,“索”即搜索;下邳,秦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能死里逃生,确实“全身非易”,对此作者流露出为之庆幸之意。后张良在下邳圯上得黄石公赠《太公兵法》,异常珍视,常习诵研究,而满腹韬略,乃为沛公刘季所用。对此,作者又别具只眼,予以评说。词接下转入议论:“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据《史记·留侯世家》,“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按:官名,即司徒)。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后韩王被项王杀于彭城,张良乃逃归汉王刘季。作者认为即使汉朝当兴,但如果韩成不死,张良将辅佐韩成恢复韩国,而不肯向刘季称臣的。这也是对张良不忘故国的爱国精神的赞扬,但表达得较为曲折。“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这是指张良与萧何、韩信被汉王称为“三杰”,汉王对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之功极为奖赏,即封之为留侯,食万户。“留”,秦县名,故址在今江苏沛县东南三十五里。词意在这里是一扬,接下又是一抑:“都未是,平生意。”正如《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艮可贵之处是一心为国复仇,而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作者写此词时,故国朱明王朝覆灭时间尚不长,其寄兴深微之处是可以体会的。
下片由怀古转向现实。从写张良其人转向写张子房祠,故云:“遗庙彭城旧里。”“遗庙”即张子房祠也,其地处彭城(今徐州)旧里。但今日之“遗庙”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破败不堪。词人以苍凉的笔触描绘道:“有苍苔、断碑横地。”“苍苔”是古老岁月的象征,“断碑横地”,亦是社会变迁的写照,其中蕴含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而张良祠四周的江山似乎依旧:“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此“山”当为谷城山(在山东东阿北),“水”当为下邳沂水。驿路、枫叶、河水尽管看去变化不大,但毕竟时移境迁,物是人非,所谓“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这是说张子房祠早已泯灭,不仅其人归沧海,连圯上桥石都不见,庙墙内则空空如也。这荒凉废庙正无声地诉说着一代名臣张良的故事,悲叹着沧桑兴亡的历史活剧。当然,这种感情其实是属于词末引出的来拜谒张子房祠的作者的:“怅萧萧白发,经过擥涕,向斜阳里。”“萧萧白发”是作者塑造的衰老的自我形象,与此时此地的环境氛围十分协调。他吊古慨今,正为爱国者张良之祠今天的残败景象而“擥涕”,可见其内心的悲哀与愤懑。但他怨而不怒,只能以“向斜阳里”的景象寄托哀思。此景颇有辛弃疾《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意味,并与其另一首《卖花声·雨花台》尾句“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的精神相通,这景中寄寓的乃是悲慨兼惭愧之情。
“来日一身,携粮负薪。道长食尽,苦口焦唇。”《善哉行》古辞首二句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初看李白诗似也是套语;其实不然。“携粮负薪”,即《赠崔司户文昆季》所云“惟昔不自媒,担西入秦。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匠”的“担”。李白把被召入京一事看得很重,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不无自得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到了长安,待诏翰林,弄臣般的地位,高力士辈的忌恨,同列的谤伤,种种严酷的现实使他从“愿为辅弼”的幻梦中清醒过来,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他却觉得太漫长了,“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此诗“苦口焦唇”反映了诗人当时彷徨、怅惘和困窘之态。最后,他是非离开朝廷不可了。
但是,谤伤和挫折并没能磨损诗人的锐气,也没能改变诗人豪迈傲岸的性格。他说:“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又说:“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答杜秀才饱松山见赠》)。他的朋友任华描绘诗人离开长安的情形道:“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杂言寄李白》)。根据这些载述,可推测“今日醉饱,乐过千金”写的是辞阙为放臣时的达观之状。“仙人相存”至“金丹满握”八句,表面上写从仙人求长生术,实则用游仙的形式表现对人间污浊世界的轻蔑和不满。和人间社会相比,神仙世界没有倾轧,没有谤伤,自由自在。诗中写道,马上有仙人前来存问,劝诱他远学。他随着仙人,一下凌海而至仙界三山,一下腾空而至名山饱岳,何其超然、悠然。不仅如此,他还乘龙飞天,目瞻四野,受神药,握金丹。在太白集中,很有些关于求仙访道的作品,著名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结尾几句写道:“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看起来诗人是真信神仙,太信神仙了。其实又不尽然。他说过,服菖蒲以为可以延年的汉武帝“终归茂陵田”(《蒿山采昌蒲者》),并没有长年。他还对神仙和神仙世界有过怀疑:“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其三);“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因此,这首诗对神仙世界的颂扬,真正目的未必在于求仙长年,而在于借那个世界来否定污浊的人间世界。
“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东海,强衔一木。”这几句,联系上文,说今蒙恩而授之神药,使得长生,其德甚深,无时不思报答,但却有如精卫衔木石填海,德深而无以尽报。联系赐金放还,则还有更深的意思。上文说过,长安三年,备受排挤,诗人感到时间漫长难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召入京,毕竟是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历史,不能在那段时间及有生之年报主恩,又不能无愧。在封建社会中,士子们经济策、济世志的实现,往往与报主阙相联系,李白虽然比较清楚地看出社会现实的黑暗,但对国君仍抱有较大希望,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深报主恩,乃是“浮云蔽日”所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蝉翼九饱,以求长生。”求仙的最高境界是求道,只有求道才能视万乘如敝屣,才能真正做到养生长生。“道”,是老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指超越时空、感知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实体,又是万物之源,所以李白说“道重天地”。“轩师广成”的“轩”指轩辕黄帝。“道”如此重要,就连黄帝都得师事广成子(《庄子·在宥篇》中一个“达于至道”的人物,一说即老子)以求道。《庄子·在宥篇》说,黄帝问如何治天下,广成子不答;黄帝问如何养生长生,广成子告诉他:清静无为,不把统治天下当成一回事。此诗“蝉翼九饱,以求长生”,就是黄帝听了广成子开导后所作的反映。据《易》,“九饱”为天子之位。黄帝得道,便视天子之位如蝉翼之轻,只以求长生为念。黄帝尚且如此,一个凡夫俗子更不必把世事看得过重,有勅放归,于是便“高歌大笑出关去。”“下士大笑,如苍蝇声,”李白十分痛恨那帮拨弄是非的小人,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对他们进行痛斥,同时也表示绝不同他们同流合污;自己之所以被国君疏远,就是这些小人作祟的缘故:“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赠溧阳宋少府陟》);“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离开长安后,他还写道:“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白璧何辜,青蝇屡前”(《雪谗诗赠友人》)。诗人受谤而离开长安,虽然大笑而去,但是随着其“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幻梦的破灭,内心则有一种难于言状的苦涩。
此诗从字面看,内容和乐府古辞似无大区别,细玩辞意,从“携粮负薪”到求仙访道,直至蔑视小人,都不无诗人傲岸不羁的形象在。海凌陆憩,乘龙握丹,轩师广成,写得旷放飘逸,彪炳陆离,神采飞扬;中间又插入蒙恩深愧,结以下士青蝇,写仙界则始终不离人间,抑郁顿挫,跌宕有势。全诗虽然寄兴深微,辞旨恍惚,但其文理脉络、主旨大略亦不是不可寻绎。
这首诗写出了风的力量。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前两句就“风”的季节功能而言:秋风能令万木凋零,春风却又能教百花绽放;后两句则就“风”所到之处,呈不同景象来描写:风过江上时,则水面波浪滔滔;入竹林时,只见竹竿一齐倾斜。风,为自然界之物象,本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经由生命个体用心去感受或通过外物的变化知晓。因此,全诗无出现一个“风”字,也没有直接描写风之外部形态与外显特点,而是通过外物在风的作用下原质或原态的改变去表现风之柔情与强悍。可见诗人对物态常识的熟知与了然。在这种生活常识的支撑下,诗人熟练地通过外物的形变来显发风之特点,以间接描写来表现风的种种情态,让人真切感受风的温存与魅力。
“赋、比、兴”为古典诗歌表现的基本手法。所谓的“兴”意指“兴发”“感兴”,由物及心,即因为外物的作用而产生内心“情变”。“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叶落”与“花开”,乃事物发展到极态而自然产生的质变,外力的作用只能是加速或减缓其变化的速度。在此处,诗人把叶落花开归因于风的作用,表现出作者观察的细微与内心的细腻,把自然万物的变化同风——外力的作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隐性地昭示着风之生命力及其给外物的温情关怀。
“解落”,“解”字用得好。常言道“秋风扫落叶”,秋风之蛮横可见一斑。不用“扫”“吹”,也不用“刮”“剥”,就用一个“解”。“解”,是细心,是用心,是专心地去化解,不急不慢,不狂不躁,让叶儿怡然清爽地离开了母体,找到了很好的归宿。风之柔情让人感动。“能开”,“开”,是唤醒,是催生,是召唤,在寒冬中沉睡的花儿,在风儿的轻轻抚摸下,睁开惺忪的睡眼,伸伸懒腰,又将迎来一个美丽、美好、美妙的春意。风之温情让人舒坦。“解落”与“能开”,把风的温存柔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深深地触动了读者那或许早有些漠然的心绪,重新唤醒人们对美好生命的感念。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过江”卷起“千尺浪”,风急浪高,直冲云宵,风之气力是何等威风;风,“入竹”引来“万竿斜”,风狂竹伏,万般无奈,风之外力是何等潇洒。此处,风之强悍,风之强劲,风之强势,同之前风之温情,风之柔情,风之痴情形成强烈的反差。任何一种生命都有其“喜怒哀乐”之表现,“风”也不例外。风的变幻莫测便是很好的例证。
讲究对仗或对偶,《风》一诗亦如此。例,“解落”对“能开”,“三秋叶”对“二月花”工整有序。“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在“兴发”方面更为出色的话,则后两行在“对仗”则更显特色,“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一过”“一入”,“一高”“一低”,“一直”“一斜”,把风对自然界物象在风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变幻鲜活而传神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写风,全诗除诗名外,却不见风字。每一句都表达了风的作用,如果将四句诗连续起来,反映了世间的欢乐和悲伤,表达了“世风”和“人风”,风是善变的,有柔弱,又有彪悍,风是多情的,姿态丰盈,万竹起舞,短短的四句诗,以动态的描述诠释了风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