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毛文锡是西蜀代表词人之一，尤工小词，此阕为其杰作，素受赞诵，沈初有诗曰：“助教（温庭筠）新词《菩萨蛮》，司徒（毛文锡）绝调《醉花间》。晚唐风格无逾比，莫道诗家降格还。”推崇其为一代诗雄。文锡词多“以质直见情致”，此阕却写得含蓄婉转，曲致其意，颇耐寻味，表现出风格的多样化。

　　此词破题用“陡健之笔”（《词徽》卷五），劈头便云：“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云起马面，突兀而来，挟带着强烈的感情。词用口语，用民间文学的重复、回环的手法，语言流利清新。通观全篇，乃替思妇设辞，有个性特征。女主人公不愿人问，更怯惧人问，唯恐平空再增添一段怅恨伤心；既云“添恨”，显见心头已有恨郁积。所“恨”什么？怕“问”什么？为什么“相问”会如此深深地触动心底隐痛？首三句无端而降，平地起波，顿时结成一个悬念。接下“春水”两句并不予回答，而是宕开一笔，折入景中，拉展出一卷池塘春意图。女主人以徘徊池塘畔，只见：微风徐拂，春水满塘，碧池如镜，洗映蓝天；水面上浮游着三五成群的紫色鸂鶒，头披五彩缨，双双相嬉，活泼的生机，不时打破池塘的宁静。画面讲究色彩，动静相映。这幅画深有寓意，不仅“春水”交代时令，“池塘”交代地点，更主要的是“鸂鶒相趁”表面写景，实际暗示幸福的爱情生活。“鸂鶒”，一种水鸟，头有缨，尾羽上矗如舵，羽毛五彩而多紫色，似鸳鸯稍大，故又名紫鸳鸯。花间派词人常将之视作鸳鸯来咏写。“趁”，因利乘便之意，词指鸂鶒双双相嬉、爱抚。词人写鸳鸯，鸂鶒，“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牛峤《望江南》），是以双双相随的水鸟象征美满恩爱的婚姻。至此，读者依稀感到女主人公的“恨”，似与爱情生活的缺憾有关，但悬念仍未解。

　　过片二句承上片结句而来，由池塘水涨而翻忆昨夜春雨，是“春水”句的补足和延伸；水因雨而涨。一夜春雨霏霏，雨带寒意，临明一阵逼人。词化用唐韩偓《懒起》：“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诗句，暗示女主人公彻夜不眠，卧听雨声。画面色彩气氛由热转为冷，自上片春江水暖跌入临明雨寒，心情也随之暗转。临明的寒意，侵人肌肤，女主人公由自己身上寒，推想到“伊人”的寒暖，而牵肠挂肚，逼出煞拍二句“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戍楼”，征人所居，挑明女主人公身份，原来是个独居闺房的边防军人的妻子。丈夫万里从戎，边庭音信久已断绝。生死未卜，寒暖不知，不能不使妻子终日牵挂，惊忧怅悲，正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结尾二句，如泣如诉，解开了全阕的悬念，词旨大明，乃思妇思念征夫。这才明白：女主人公为什么在词首启唇即哀诉：“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原来她怕人家问她远征丈夫的消息。也才明白：她闲步池塘，是为了避开人目，排遣愁怀。不料春景虽美，“触景更添恨”，水鸟双双成对，自己却茕独只影，说不出的凄愁伤感。因春色而生春心，因春心而触春恨。故过片心境迅即浸入彻骨春寒之中。煞拍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况周颐评曰：“《花间集》毛文锡三十一首，余祇喜其《醉花间》后段‘昨夜雨霏霏’数语，情景不奇，写出正复不易，语淡而真，亦轻清，亦沈着”（《餐樱庑词语》）。

　　蓬莱宫，即唐大明宫。唐代宫城位于长安东北，而大明宫又位于宫城东北。兴庆宫在宫城东南角。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筑阁道相通。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在雨中春望赋诗的一首和作。所谓“应制”，指应皇帝之命而作。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古代应制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王维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歌的艺术性很高，王维善于抓住眼前的实际景物进行渲染。比如用春天作为背景，让帝城自然地染上一层春色；用雨中云雾缭绕来表现氤氲祥瑞的气氛，这些都显得真切而自然。这是因为王维兼有诗人和画家之长，在选取、再现帝城长安景物的时候，构图上既显得阔大美好，又足以传达处于兴盛时期帝都长安的风貌。

　　在古典诗词中，以渔父为题材的作品，从楚辞《渔父》起，多不胜数。古代诗人常把渔夫视为隐者形象。一般写渔夫的作品多客观描绘其飘然物外、自得其乐，而钱起这首五古却写了“与渔者宿”，别出蹊径，饶有新趣。

　　诗的前六句写爱渔者的居住地。诗人漂游在外，到了蓝田溪渔者的住处，觉得找到了自己追寻的理想境地。本来就是“独游屡忘归”的，何况此时到了一个隐者栖息的地方，则更感到得其所哉。这里有清泉明月，有隐逸高士，境合于心，人合于情，自然更是心惬神怡了。诗人描写对蓝田溪的喜好，层层推进，“况此隐沦处”，意为更加“忘归”，继而以水清可以濯发，月明使人留恋，进一步说明隐沦处的美好。

　　最后以“更怜垂纶叟”，更爱那老渔翁，归结到愿和渔者同宿的期望上。隐处的好，就在于这里“清”、“明”、“静”，作者将这些意念以特有的景物予以编织，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好图景。

　　诗的中间四句写与渔者宿的乐趣。诗人与渔者宿，并不是因为旅途无处可栖，而是清夜长谈，得到了知音。谈论之中，渔者飘然物外的情怀，千里沧洲的乐趣，使自己心向往之。“白云心”，用陶潜《归去来辞》“云无心而出岫”意，就如柳宗元《渔翁》中写“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喻隐者之意一样。“沧洲趣”，即隐居水边之趣。沧洲，滨水的地方。古代常作为隐士的居处。诗人与渔者同宿，纵谈隐居之道，遁世之乐，不觉野火烧尽，东方破晓。可见两人通宵煮水烹茗，畅谈不休，其乐融融。

　　最后两句写与渔者不忍分别之情。诗人为此时分手如飞禽各栖其枝而叹息，不知何时再得相遇，惆怅不已。由此又将与渔者宿的感情推进一层。

　　古代诗词中写隐士多写不遇。隐士隐姓埋名，遁世避居，要写时往往“以影写竿”，如唐代贾岛的《访隐者不遇》，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陆畅的《送李山人归山》，宋代魏野的《寻隐者不遇》等等。

　　如要写相遇之人，多写渔者、樵者、耕者，而很少如钱起这样写与隐居的渔者同宿的。钱起这样写，增强了人们对隐者的生活与情志的真实感，同时从诗人吐露的与渔者同宿的投契、眷念上，表现了他的胸襟。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