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门知得计，燕幕未安巢。
涧谷泉堪饮，山田饭可抄。
应摧灵寿杖，雪蕊嗅梅梢。
鹿门知得计，燕幕未安巢。
涧谷泉堪饮，山田饭可抄。
应摧灵寿杖，雪蕊嗅梅梢。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此诗写于李白第一次出蜀远游时。诗中借景抒情，抒发了作者秋日出游的愉悦心情，也表达了作者意欲饱览祖国山河而不惜远走他乡的豪情与心志。全诗写景、叙事、议论各具形象，笔势变幻灵活而又自然浑成，风格雍容典雅又不失豪放飘逸，妙用典故而不着痕迹，达到了推陈出新、活泼自然的境界。
第一句是写景，同时点出题中的“秋”和“荆门”。荆门山原是林木森森，绿叶满山，然而诗人到来时，却是秋来霜下，木叶零落，眼前一空。由于山空，江面也显得更为开阔。这个“空”字非常形象地描绘出山明水净、天地清肃的景象，寥廓高朗，而无萧瑟衰飒之感。
第二句“布帆无恙挂秋风”，承上句“江”字，并暗点题中“下”字。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为荆州刺史殷仲堪幕府的参军，曾告假乘舟东下，仲堪特地把布帆借给他，途中遇大风，顾恺之写信给殷仲堪说：“行人安稳，布帆无恙。”这里借用了“布帆无恙”这一典故，不仅说明诗人旅途平安，更有一帆风顺、天助人愿的意味。这种秋风万里送行舟的景象，生动地写出了诗人无比乐观欣慰的心情。
前人有诗：“张翰江东去，正值秋风时。”这首诗的第三句，就是由第二句中的“秋风”连及而来的。据说西晋时吴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而想到故乡的莼羹、鲈鱼鲙，说：“人生贵得适志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回到了故乡。李白此行正值秋天，船又是向着长江下游驶行，这便使他联想到张翰的故事，不过他声明“此行不为鲈鱼鲙”，此行目的与张翰不同，他自己是远离家乡。这样反跌一笔，不但使诗变得起伏跌宕，而且急呼下文“自爱名山入剡中”。剡中，今浙江嵊州，境内多名山佳水。句中“自”字，与上一句中“不为”相呼应，两句紧相连贯，增强了感情色彩。
古人曾说过：“诗人之言，不足为实也。”那意思大概就是说诗具有凝炼、概括、夸张、含蓄等特色，诗中语言的含意，往往不能就字面讲“实”、讲死，所以说写诗的人也应该“不以辞害意”。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如果只理解为诗人在表白“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吴地的美味佳肴，而是要去欣赏剡中的名山，那就未免太表面了，太“实”了。李白“入剡中”，是若干年以后的事。读者要知道它的含意到底是什么，还得回到诗的第三句。从张翰所说的话来看，张翰是把“名爵”与“鲈鱼鲙”对立起来，放弃前一个，而选后一个；而李白对后者的态度很明朗——“此行不为鲈鱼鲙”。至于对前者，诗人没有明说。可是，“秋下荆门”以后的所言，所行，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此行”并没有“入剡中”，而是周游在江汉一带，寻找机会，以求仕进；第二，他还明白地声称：“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还希求“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种建功立业的宏愿，积极用世的精神，和张翰的态度恰恰相反。所以诗人此时对“名爵”和“鲈鱼鲙”都是一反张翰的意思，只不过在诗中说一半留一半罢了。当然，这也是“适志”，是辞亲远游、建功立业的“志”。
诗的第四句说，饱览绍兴的名山佳水，也是诗人所向往的。这种兴趣，早在他出蜀之前就已经表露出来了，不过联系上一句来看，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此了。自视不凡的李白，是不想通过当时一般文人所走的科举道路去获取功名的，而是要选择另一条富有浪漫色彩的途径，那便是游历，任侠，隐居名山，求仙学道，结交名流，树立声誉，以期达到目标。所以这里的“自爱名山入剡中”，无非是在标榜诗人自己那种高人雅士的格调，无非是那种不同凡俗的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概括。这种乐观浪漫、豪爽开朗、昂扬奋发的精神，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的个性，以及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
此诗开头“褒斜不容幰，之子去何之”两句，明知故问，强调了蜀道之难，表明了对友人远行的担忧。颔联“鸟道一千里，猿声十二时”二句，一为空间，一为时间，真切具体地写出了友人行程之远，离别之久。颈联“官桥祭酒客，山木女郎祠”二句，通过对旅途情景的想象，表达了对友人入蜀旅途的关切。结尾“别后同明月，君应听子规”两句是对别后的想象和对友人的嘱咐。
随着阅历的加深和艺术上的成熟，王维晚年的作品审美选择更加入妙，点染更加出人意料之外。这首诗兴韵寄于风土，诗中官桥的巫祝，树丛的女神祠，都是入蜀道上特有的风物。作者又善于用数目字加以夸张，一千里写尽鸟道，十二时写尽猿啼，完全避开了送别俗套，寥寥几笔就把蜀地的险阻和风物的优美写出来，具有超俗的画意和诗情。首尾两联写尽的关切和相思，浑然神秀，无迹可求。纪晓岚说“一片神骨，不必凡马空多肉”，的确道出了此诗的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