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此诗阐明作者的观点,作者认为人到老年虽然有人瘦、发稀、视力减弱、多病等不利的一面,也还有处事经验丰富、懂得珍惜时间、自奋自励等有利的一面,对此如果细致全面地加以思考,就能树立正确的老年观,就能从嗟老叹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而有所作为。全诗表达了刘禹锡对生死问题的清醒而乐观的认识,说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唯物的态度积极对待人生。“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二句,深为人们赞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前六句承接白居易的原唱,表示对白居易的关于“老”的看法颇有同感。一二句写“顾老”是人之常情,人们谁都顾虑衰老,老了就没有人怜惜。接着四句进一步交代了“顾老”的原因,诗人用形象的语言作了描绘:因为衰老,身体一天天消瘦,腰带要不断地紧缩,头发渐渐稀疏,帽子就自然要偏斜。书卷废置不看,是为了保护眼睛;经常用艾灸,是为了延年益寿。
“经事还谙事……下此便翛然”四句从另一个方面谈了对“老”的看法,是针对白居易的“伤老”而言。刘禹锡认为,老固然有老的短处,但是老也有老的长处。老的短处是体衰多病,“身瘦带频减,发稀帽自偏。”老的长处是阅历丰富,“经历还谙事,阅人如阅川。”年岁大了,经历的事多了,了解的事理也多,看见过的人多了,阅历也就更加深广。仔细想起来,这也是一件幸事。所以诗人吟道:“下此便翛然。”诗人劝慰他的朋友对待衰老不要过多的忧虑,只要正确对待,便可翛然自乐。
最后两句是全诗点睛之笔,意境优美。气势豪放,大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慨。诗人面对衰老,不消极,不悲观,要用有生之年撒出满天的红霞。这两句诗既是诗人的内心世界的自我剖白,又是对老朋友白居易的宽慰和鼓励。
这首诗前后两段一反一正,转折自然,很有辩证的观点和说服力量。最后两句尤为精辟,实为警策之语,后人多以此自勉自励。
全词一开始从大处作眼,从远到近,层层展开,其中有精确的地理,这地理中暗示作者内心缜密的布局及经纬法度,这一切处理得干净简练,仅用“九派流中国”,“一线穿南北”,“龟蛇锁大江”这几个妙巧的对称,犹如围棋高手的布局显得严密而大度,同时也显示了对祖国的山川谙熟于胸。接着下阕一转,又透出了诗人对于世事沧桑,雪泥鸿爪之感慨,一代又一代该过去的都过去,而今诗人又作游人的一员在此低回歌咏。最后二行诗人把酒酹江以抒壮志,涌动的心潮如澎湃的波涛,越来越感受到一种急迫地想立即置身于中心的强烈愿望,诗歌在此达到一个最后的高潮,以绵绵思绪和慷慨高歌抵达诗言志的核心。
上片以俯瞰法谋篇布局,凭高纵目落笔,取势辽阔旷远。“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连接东西的长江航道与贯通南北的铁路干线在此垂直交叉,作者健笔凌云,区区十四字便准确简洁地点明武汉三镇作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和形胜特点。这两句对仗工稳,一横一纵,一水一陆,一众一寡,一自然一人工,一壮阔浩荡一漫长深远;“流”、“穿”二字又使画面呈现动感,极大地扩展了空间;“茫茫”、“沉沉”,写出烟雨迷濛中不甚分明的远景,而景物愈不分明,愈是若隐若现,便愈显得渺无边际。
接下去的“烟雨莽苍苍”一句,作为景语,笼罩江天,使开头两句收到了咫尺之内瞻万里之遥的艺术效果;作为情语,又渲染出一种沉郁凝重的独特氛围。再继之以“龟蛇锁大江”一句,表现俯瞰角度的变化,空间画面的层次由远而近。龟蛇两山隔江对峙,夹束江水,形势险峻,古来即为扼守江、汉的要塞。此处江面狭窄,激浪奔腾。南宋陆游的《入蜀记》写寻访南鹤楼旧址时,曾引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诗句:“谁道此水广?狭如一匹练。江夏南鹤楼,青山汉阳县。大语犹可闻,故人难可见。”以为“形容最妙”。而毛泽东独出机杼,在“龟蛇”与“大江”之间着一“锁”字,“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宋梅尧臣语),构成雄浑苍茫的意境。龟蛇夹江,在濛濛雨雾中俯瞰,好像要把滔滔大江拦腰锁住一般。这个“锁”字,又回应了第二句中的“穿”字。当时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因长江阻隔,尚未接轨,但纵目望去,如连成一条细线。故“锁”、“穿”二字,既写活了景物,又反衬出作者所居之高、视野之阔。而烟雨苍茫、龟蛇锁江的物境又与作者此时此地的悒郁心境相合,象征着当时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受到国民党势力的猖狂打击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粗暴阻挠,武汉地区政治风云变幻的现实,隐含着作者对大革命前途的忧患之情。
下阙言情,应物斯感,豪放深沉。一个“逐”字,绾合心潮江浪,不但生动地写出了浪花的滚滚催进,而且隐喻汹涌澎湃、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南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南鹤不知到哪去了,只剩下这座南鹤楼,作为游人揽胜的圣地。这是即景生情,并无企慕仙人的意思。下面是抒革命之情,“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把酒浇在滔滔的江水里,内心激动的思潮恰似长江中翻腾起伏的波涛那样高,这里表示对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值此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非常激动,好像追逐江中汹涌的波涛。不久毛泽东就点燃了秋收起义的革命烈火,建立起了井冈山革命基地,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轨。
这首词,题目只标一缕,通篇只有四十四个字。但所囊括的时代气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澎湃情怀,其内容之错综复杂,并不亚于长篇。全词扣紧登临情景,突出大江形象,自然哲理、政治斗争和革命激情三者水乳交融,主题思想特别集中、深邃和感人。写景以重点刻划与气氛渲染结合,抒情以寓景于情和写意手法相结合,境界含蓄高远。语言之沉着有力,迭词动词之新颖精警,用韵之错落有致,与内容也十分和谐。
这封信第一段写自己从杨八那里得知了王参元家里失火的消息。中间五段分别说明“始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三层意思,着意阐述自己所以致书祝贺朋友家失火这个违反常理的奇论的原因,层层递进。最后一段写自己想念王参元,传递了对友人的深切关爱之情,更包含着对友人前程的无限关怀之意。这封信纵横转换,曲折抑扬,淋漓酣畅,入情入理。
文章接下来就从“始骇”“中疑”“终喜”三个方面,分三个层次一一进行了说明。王参元家里经历了一场火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被烧得一干二净,一个“唯恬安无事是望”的人遭此一劫,确实让人感到很是不幸,让人骇怕,柳宗元起初也是这样的反应,这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然反应。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接着分析“中疑”的原因。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老子以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柳宗元认为,这样的等待过于长久,也是“荒诞无稽”的,对于一个有志向抱负的人而言,这样长时间的等待是一种折磨,一种生命消耗。王参元所遭遇的这场火灾是否是“福”,是否预示他将要接受“大任”,看看王参元目前的处境,柳宗元并不认为“火灾”与“大有为”“能光明”之问有必然的联系。另外,柳宗元自己也命运多舛,对这类凡人相信的说法有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因此他表示不解,表示怀疑。第三层,具体分析“终喜”的原因,这是全文的重点。王参元勤读古人书,认真创作文章,擅长小学研究,是个“多能”的进士,凭他的学问才识,早就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展“济世救民”的才干,但到如今依旧是“进不能出群士之上”,郁郁不得志。作者把笔锋一转,直接刺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渐次展露行文的真正用意。原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当时之士追求“好廉”的虚名,明明知道王参元的才干,但因为王家有财,怕推荐了王参元就被人说是接受了贿赂,从而影响自己的名誉仕途。作者自责自己也不能免俗,虽然担任“天子近臣”,也怕别人“窃笑”,所以,心里虽然对这样的现象表示不满,但也只是“痛”而已,只能表示无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猜忌横行、俗见混乱、积毁销骨的不合理现象,也流露了作者对怀才不遇之士的深切同情。
如今一场大火,烧掉了王家的财产,却也让王参元摆脱了多财的累名,也可算是种“幸运”,终于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了。“则仆与畿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这看似滑稽可笑的话语中包含着无尽的悲哀。明明相知多年,也充分了解王参元的才学,但终究没有帮助朋友发挥才能,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哀。因此这次王参元家失火,虽然家产荡然无存,但人们自可毫无顾忌地与他交往,为之延誉,这正好为王参元扬名提供了大好机会,故值得庆贺。柳宗元庆贺王参元家遭遇火灾,正是意图借这常人看来十分“别扭可笑”的想法来有力地抨击不合理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今后可以“咸得开其喙”“授子而不栗”,所以反而“大喜”了。
接着,作者引用古人的事例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真实的想法。《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宋、卫、陈、郑灾,陈不救火,许不吊灾,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现在自己面对朋友家遭遇火灾,不仅不“吊”反而过分地“贺”,这样的做法貌似与古人的“不吊”相同,但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柳宗元声明自己上面所说的是愤激的反话,做的是“反事”,并不是真的希望朋友家遭遇火灾而倾家荡产。“颜、曾之养”分别指颜回和曾参的言行。《论语·雍也》中记有“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庄子·让王》说“曾子居卫,绲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这两位儒家杰出人物的言行都体现了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境界。柳宗元引用这两位古代贤人的事例目的是鼓励朋友要学习先人的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品德,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志趣。这两处典故的弓l用把自己的劝慰、朋友的想法和盘托出,语言简洁但富有趣味。
这封信,作者通过奇特的构思表达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在幽默的笔调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情趣事趣皆出,令人回味再三。《国语·晋语八》有“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邵昭子富而无德,“恃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风姿摇曳,娓娓动人。本文在表达技巧方面与“叔向贺贫”颇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