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郑风·将仲子》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青年女子在春秋时期社会舆论压迫下的畏惧、矛盾心理。首章开口即是突兀而发的呼告之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这呼告初听令人摸不着头脑，细细品味又不免莞尔而笑：诗行中分明透露着，有一对青年男女正要私下相会。热恋中的男子（仲子）大约有点情急，竞提出了要翻墙过园前来相会的方案。这可把女子吓坏了，须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是要遭父母、国人轻贱和斥骂的；她想：“倘若心上人也如此鲁莽，可教我把脸儿往哪里搁？”于是便有了开章那三句的突发呼告。这呼告是温婉的，一个“将”（愿）字，正传达着女子心间的几多情意；但它又是坚决的，那两个“无”（不要）字，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读者读得再深入些，当还能想见女主人公此刻因惶急而变得苍白的面容，还有“仲子”那因被拒绝而失望的神情。
这失望也为女主人公感觉到了，诗中由此跳出了一节绝妙的内心表白：“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前一句反问问得蹊跷，正显出了女主人公的细心处，她唯恐“无折我树杞”的求告，会被心上人误会，故又赶紧声明：“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不是吝惜杞树，我只是怕我父母知道；因此虽然爱着你，却不能让你翻墙折杞前来，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这番对心上人作解释的自白，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对父母的斥责，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这样一来，仲子却也不是完全绝望。“仲可怀也”三句表明，可怜的女主人公在担心之余，毕竟又给了心上人以温言软语的安慰：“我实在是天天想着你呀，只是父母的斥骂，也实在让我害怕呀……”话语絮絮、口角传情，似乎是安慰，又似乎是求助，活脱脱画出了热恋中少女那既痴情、又担忧的情态。
第二、三两章初看只是对首章的重复，其实却是情意抒写上的层层递进。从女主人公呼告的“无逾我里”，到“无逾我墙”、“无逾我园”，可推测她那热恋中的“仲子”，已怎样不顾一切地翻墙逾园、越来越近。但男子可以鲁莽行动，女子却受不了为人轻贱的闲话。所以女主人公的畏惧也随之扩展，由“畏我父母”至于“畏我诸兄”，最后“畏”到左邻右舍的“人之多言”。让人觉得那似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家庭一直布向社会，谁也无法挣得脱它。这就是不准青年男女恋爱、私会的礼法之网，它经了“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已变得多么森严和可怕。由此品味女主人公的呼告之语，也难怪一次比一次显得急切和焦灼了——她实在孤立无助，难于面对这众口嚣嚣的舆论压力。
字面上只见女主人公的告求和疑惧，诗行中却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唯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俱可于诗中得之。中国古代诗论，特别推重诗的“情中景”“景中情”，《将仲子》所创造的，正是这种情中见景的高妙诗境。
首联中“交趾”一词点题，交代了羁旅的地点是古代的交趾。这“交趾’’的名称首先就给人一个奇异的印象。相传这里的人因脚趾长得不同一般，所以才称为交趾人的，地便是因人而得名。然而使诗人惊叹的却是这里的“特殊风候”。安南与中原大不相同的是风物气候，这是诗人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次句“寒迟暖复催”，紧承起句高度概括出安南的气候特点，寒冷的季节晚而短暂，温暖的季节早而久长。
颔联着重写景物，上句“仲冬山果熟”，描绘高寒山区在仲冬时节果实累累，仿佛中原的秋天一样。这对北国人来说实在新鲜。这也是对首联中“寒迟”的进一步具体化描写。下句“正月野花开”，写的是新春正月山花烂漫，可见气候非常温和，如同中原夏季，这是对上联中“暖复催”的进一步具体描绘。
颈联着重描叙天气，“积雨生昏雾”，是写安南经常长时间阴雨不断，一到夏秋便成雨季，积水不干，雾气濛濛的。“轻霜下震雷”，指在冬天里仍然雷声震震。轻霜，即薄霜，说明安南只有冬日最冷时才有薄霜，这与北方深秋便下霜的情况不同。这些现象在一般中原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
诗人在这颔联和颈联里，描绘了山果、野花、积雨、昏雾、震雷，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平凡事物，仅用了仲冬、正月、熟、开、生、下等几个时令词和动词，加以精巧的组合，就造成了奇妙的意境，表现了四时不同的景色和气象，把交趾的“殊风候”毕现在笔端。这是诗人近一年来流寓安南生活体验的形象总结和意绪的流露，有惊奇、有兴奋、有赞美、有惆怅。面对这一派十足的异域风光，诗人自然又会触目伤怀。
尾联照应题目直抒羁旅之情，“家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逾万里”是渲染其远，并非指实写。安南距中原实际上只有五六千里路，在古代交通不便，也是数月的行程，与家人难通音讯，所以作客的愁思胜于往常。诗人多年宦游他乡，贬谪也不止这一次，“客思”原是经常有的，但都比不上这次流寓安南时深重。这不仅仅是路程遥远的缘故，也暗寓有对这次的“严谴”怀有极大的愤懑。
该诗中诗人的语言通俗，明白如话，不以故饰，不事雕凿，风格朴实自然。在诗中诗人善于捕捉景物的特征，仅仅抓住典型环境中几种富有代表性的事物，稍加点染描绘，便意象翩跹，情趣盎然，显得笔法精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