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是古代用以声讨、征召或晓谕的文告,主要用于军事行动之际。刘勰《文心雕龙》论析檄时说:“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声威。”形象地说明檄文的特点在于先声夺人。而要先声夺人,檄文必须“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要有理有据,而且理直气壮。《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先声夺人,立论严正,理直气壮,且语言犀利明快,节奏紧促。充分地体现了刘勰所说檄文的特点,不愧为传诵千古的佳作。此文属骈体,骈四俪六,对仗工整,用典切实,又清新自然。
全文有三个层次。
檄文一开始就将武则天置于被告席上以“伪”字开头,以示武氏君临朝政的非法,接着列数其罪。从私生活到政治面貌,对武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尤其抓住武后先后侍奉太宗父子,致使李唐皇室背上乱伦之名,将武后置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并揭露武后在后宫中的种种恶行,将之比作祸国的吕后和褒姒。
次写李敬业讨武是势在必行,民心所向之举,因此义师无敌,声势夺人。在一番严厉的声讨后,作者接着描绘徐敬业一方师出有名。“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这四句用雄健的词采,夸张的形容,表现了义师的声威和必胜信念。
第三层申明大义对王公大臣动之以情,发出号召。“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先让百官自惭自励,再从正反两面痛陈利害得失。“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则封赏进爵,“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文章最后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震人心弦的警语作结,显示出巨大的威摄力量。
此檄是千百年来檄文中的上乘之作。理直气壮,气势磅礴,手法上先抑后扬,使武后的劣行与徐敬业的正义之举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声泪俱下,具有极大的煽动力。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惊问是谁写的,继而感叹说:“宰相安得失此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此檄的锋芒犀利,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鼓动性。
作者一改前人以散文写檄文的习惯,采用骈文的形式,巧妙地利用了骈文句式节奏分明的特点而使其自始至终壮气贯通。对武则天罪行的揭露,对李唐王朝的忠诚、说功,对义师起兵的宣告等都用了急促的节奏和变化的句式,使文章的气势咄咄逼人,让读者无庸争辩而不得不服从。同时作者还利用骈文的对仗、用典、夸张等表现手烘托文章气势,对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现出强有力的说服力和号召力,不愧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不朽名篇。
在爱情生活中,有失去情人而悲泣自怜的弱女子,也有泼辣、旷达的奇女子。在以男子为本位的中国古代,虽然二者均避不开命运的摆弄,但后者毕竟表现出了一种独立、自强的意气,足令巾帼神往。
《郑风·褰裳》中的主人公,就正是这样一位奇女子。她与其他女子一样,此刻大抵也正处于热恋之中。因为所恋的心上人,在溱洧之水的对岸,所以也免不了等待相会的焦躁和疑虑。不过她的吐语却爽快:“子惠思我,褰裳涉溱。”——你倘要思念我,就提起衣襟渡溱来!真是快人快语,毫不拖泥带水。较之于《郑风·将仲子》那“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的瞻前顾后,显得非常泼辣和爽朗。
但她的心上人,似乎并没有及时来会,便不免引得女主人公有点伤心了。只是伤心中的吐语也毫不示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你若不想我,我岂没有他人爱!这话说得也真痛快,简直就像是指着对方的鼻子,声称“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么,我就只能爱你一个?”那样快利。这态度又是很旷达的,爱情本就是男女相悦、两厢情愿的事,倘若对方不爱,就不必强拉硬扯放不开。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正可为“岂无他人”四字作注。较之于《郑风·狡童》中那“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的呜咽吞声,此诗的女主人公,又显得通达和坚强多了。但倘若以为她就真的不把对方放在心上,恐怕还有几分误解,其实那不过是她所说的气话,而且还带有假设的意味,这从“狂童之狂也且”的戏谑语气,即可推知。须知女主人公心里,实在是很看重这份爱情的,但在外表,却又故意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无非是要激得心上人更疼她、爱她而已。所以她刚冷若寒霜,吐出“岂无他人”一句,即又噗哧一笑,戏谑地调侃对方“傻小子呀真傻态”了。可见这位泼辣、爽朗的女主人公,在爱情上既颇认真,也还带着几分狡黠。唯其如此,于自矜、刚强之中,又显得可亲、可爱。
全诗只短短二章,用的是富于个性的口语描摹,故涵咏之际,只觉女主人公泼辣、爽朗的音容笑貌,如接于眉睫之间,堪称抒情小诗中的精品。虽说女主人公并未看轻爱情,倘若她真的被心上人抛弃,也未必能做到诗中所说的那样旷达;但这种建立在自信、自强上的爱情观,以及纵遭挫折也不颓丧的意气,却是颇能令溺于情者警醒,而给天下弱女子以鼓舞的。远古的接近自然状态的男欢女爱,同现代建立在个人独立意识基础上的男欢女爱固然有许多不同,但在符合人性的自由选择这一点上,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精神也是现代的。
此诗第一章开头两句“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在交待诗人和送别者的关系的同时,选择了一个极富美学意味和心理张力的场景:从秦都雍出发的诗人(秦康公)送舅氏重耳(晋文公)回国就国君之位,来到渭水之阳,即将分别。在这里有千言万语可说,但又无法尽说。单从送别路途之遥已可见舅甥情谊深厚,这深厚的情谊在临别的这一点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泪眼凄迷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仅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缘故,更因为重耳归国即位正是多年所望,是件大喜事儿,于是临别之时“何以赠之,路车乘黄”。这一辆大车四匹黄马大有深意,这里有送舅氏快快回国之意,也有无限祝福寄寓其间,更深一层的是,这表明了秦晋两国政治上的亲密关系。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说:“康公作诗时,穆公尚在。《坊记》: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此赠车马,何也?……然则康公亦白穆公而行欤?”这段考证说明,车马之赠是康公之意也是穆公所许,它将赠送路车乘黄所隐含的政治外交意义揭示无遗。
第二章由惜别之情转向念母之思。康公之母秦姬生前曾盼望着她的弟弟重耳能够及早返回晋国,但这愿望却未能实现;今天当希望成为现实的时候,秦姬已经离开人世,所以诗人在送舅氏归国之时,不能不由舅氏而念及其母,由希望实现时的高兴而转为怀念母亲的哀思。“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两句既完成了章法上和情绪上的前后转换,更为这一首短诗增加了丰厚的蕴含。甥舅之情本源于母,而念母之思更加深了甥舅情感,孔颖达《毛诗正义》言:“‘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为念母而作诗。”既有此思,在考虑“何以赠之”的时候,便自然地想到“琼瑰玉佩”这些纯洁温润的玉器,这不仅是赞美舅氏的道德人品,也有愿舅舅不要忘记母亲曾有的深情厚意,当然也不要忘记秦国对他重返晋国即君位所作的诸多努力的更深一层非言语能尽的含义。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但章法变换、情绪转移都有可圈点处。在形式上,两章结构相同,用韵有别,诗歌的整体气氛由高昂至抑郁均可找到形式上的依据,可能是妙手偶得,也可能是刻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