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从,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从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
诗的开头从赤骠马的神骏落笔。首句用画家难以描绘来虚写一笔,次句用一新奇的比喻来写马的形象:好似一片桃花色的旋风在回旋。“旋风”与“桃花色”构成难以捕捉的形象,从而落实了“画不得”。这是动的描写。三、四两句用名贵的装饰来进一步衬托马的神骏,全用颜色搭配,写得色彩摈纷。这是静的描写;诗的次四句从试骑的方面写马。“尾长”一句从马本身形象写,“自矜”和“百金”两句则分别从骑者的心理和价格的高贵两方面写,都突出了马的不同寻常。“新买时”一句自然引出下文。
以下四句写“新买时”的情景。“香街紫陌凤城内,满城见者谁不爱”,这两句用京城人们的反映对马作侧面烘托。“扬鞭骤急白流汗,弄影行骄碧蹄碎”,这两句则从疾驰和缓行两方面对马作直接描绘。这四句写得很有概括力而又十分形象;京城里的人们仿佛看到:新买的赤骠马穿过京城大街小巷,一会儿扬蹄疾驰,一会儿摇尾缓行,路旁人们无不喧喷称赞。作品就用这种环境把马的神骏突显出来。接着四句又从精心修饰喂养的角度,与众马比较写赤骠马。“独意气”,“偏雄豪”,从马的神态方面写出它的不凡气概。“骑将猎向南山口”以下四句选取了一个特定的射猪场面,以迅疾的狐免,矫健的苍鹰与赤骠马比较,来突出“疾如飞”的赤骠马奔跑的迅捷,“草头一点”,把马的姿态写得轻快而又飘逸。
以上对赤骠马作了尽情描绘,以下八句则转而写卫节度。开始三句对卫节度的富贵加以赞颂,第四句又归结到马上,但不单写马,而是将人与马合起来写:人以马而增辉,马以人而生光,赞扬赤骠马而及于卫节度。诗的最后四切仍将人与马并写,男儿称意,马儿神骏,人马均属不凡。结尾两句则以卫节度和赤骠马双扇作结,扣应题意,预言卫节度将获取更大战功。
这首诗采用铺叙的写法从各个方面极写赤骠马的神骏,其中运用大量比喻和衬托,把骏马写得如在目前;最后赞扬骏马而及马的主人,手法高明。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