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每逢重阳节，人们都要怀念远出在外的游子，异地做客的游子也思念家乡的父老兄弟。中国古代诗人也屡屡在诗中表达重阳节思亲的情怀。如杜甫《九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是脍炙人口之作。而汪元量由重阳节感发的就不仅仅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更为深情的，是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小令分上下片。上片主要是对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气氛的渲染。开头：“官舍悄，坐到月西斜。”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而作者心绪如麻，不能成寐，面对一弯明月沉思默想，一直到月沉西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汪元量举头望月的所思所想就不仅仅是故乡，而要广泛、深沉得多。“永夜角声悲自语，客心愁破正思家”。这两句紧承上面，进一步表达一种悲痛的情怀。长夜漫漫，角声时起，给人一种绝域苍茫的肃杀气氛，在这阴森恐怖的陌生之地，作者只有悲愤地喃喃自语，聊以排遣内心的痛苦于万一。这种悲痛的来源就是对“家”的无限思念。这个“家”主要是指已经沦丧于蒙古铁蹄之下的南宋王朝，一个大“家”，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自己的小“家”。“南北各天涯”。从南宋临安到元大都，重山叠水，遥距数千里，真可谓天各一方。即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怀念，正是在这样的近乎绝望的境地中，才显得更加悲壮，更加沉重。

　　词入下片，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思念，由抽象的情绪变为具象的行为。“肠断裂，搔首一长嗟。”作者虽有回天之愿，却无回天之力。作者思念国家、以至肝肠寸断，却只能以搔首长叹作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这只是一种忧心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这两句涉及到了作者思家的具体内容。作者想到，往年南宋宫中那些拥金枕玉的美女们，在重阳节总是开怀畅饮，醉赏菊花，尽情欢笑。而今国破家亡，她们就不能象往年那样了。即使她们陪着征服者饮酒赏花，强颜欢笑，但由于物是人非，她们的心情也一定是十分痛苦的。末句“和泪捻琵琶”再次把内在感情化为具体行动。悲愤交集，热泪长流，但又不能跃马扬鞭，奋战沙场，只能捻动琵琶。弹上一曲曲悲歌。在这如泣如诉的琵琶曲中，会有多少作者不敢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后人在评价汪元量的诗词时说：“唐之事记于草堂，后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又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确实，汪元量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沉痛感，比之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南宋灭亡这段历史，比起安史之乱来更为沉痛。

　　这是一首送别词，题目交代了写作缘由。词作直抒惜别之情，委婉深挚，亲切感人。

　　词一开始，便写友情难舍之意：“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这是借“天气”写“人情”。说天也懂得多情留客，那么，人意岂不比天意更切？不言已，而言天，这是借景抒情的曲致，深婉而又自然之笔。为了说明天的”多情留客“之意，接着又一反问：”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是呀，正月里来是新春，正月中旬，春讯已报，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文安国决定还朝的时候，天一亮就飘起雪来了呢？这不分明是天也很多情地劝客莫归吗？话不在多，而在情衷；语不在华，而在恰切。只此两句，便借节侯异象申足了留客之意。

　　但客人毕竟要如期还朝的，所以下面便转入对友人的衷心祝愿和抒发自己此刻的情怀：“君遇时来纤组授，我应老去寻泉石。”上句是实意真清而带对时政的隐讽，下句是纯粹的牢骚。不说做宫而说腰系绶带（官员系玉的丝带），这就把抽象的祝愿具体形象化了。但说“纡组绶”得等到“遇时来”（政治昌明）方可，这就含有对时政的讥讽了。至于说自己要归休泉石，去过隐居生活，这牢骚就更深了。词人曾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许（《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绝非说大话，而是道其真智，言其实情。但现实却硬逼着他走，“······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静夜无尘》）的道路。这是因现实所逼，在这送别友人之际，词人便一吐其苦，而发出“我应归去寻泉石”的牢骚。这里应注意一个“应”字，“应”是忖度之词，是坎坷中无可奈何之想，意思是除非现实逼我无路可走，我还是轻易不肯走这条“不食人间烟火”的消极道路的。虽然词人毕竟是热爱人民，热爱生活，但复杂的现实又很难说不逼他走这条归隐之路，所以接下去说：“恐异时杯酒复相思，云山隔。”这里应注意一个“恐”字，恐怕如何，即不愿如何，此字道出了“云山隔”非其本愿。因而可以说，上阕是以送客叙友倩为主，但也有借送客而述怀的成分，而述怀中虽有“寻泉石”、“云山隔”等想归隐的字句，但寻绎词旨，这些都是送别中的一些激愤之词，牢骚之语。这是词人那种高尚人格、进取精神与现实相矛盾的反映，是词人“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又不得实现的变态反映。

　　词虽分上下两阕，但上下阙之间确实意脉贯通、语气相连的。因而下阕一开头边说“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浮世事，俱难必”六字写出了“咄咄怪事出”、“人问底事无”的现实，抒发了真理难寻、直士难作、壮志难伸而又不甘苟且从流的痛苦和牢骚；而后六个字，又写出了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的痛切之苦，同时，它又巧妙的把话题归回到送客劝酒的正题上来。“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这里是说，老朋友，我们还是举大杯痛饮吧！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大有宁做酒中仙，不为名利客的感慨。

　　为了让友人多饮几杯，故不做悲酸语，而写旷达情：“不用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当劝别人不比痛苦之时，也正是自己心中酸楚之时，因此，词人虽写的是旷达之语，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相别时共有的痛苦难舍之情。“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词人非正面说，而是以反话出之，这就更充分表现了词人对友谊的珍惜、主动、迫切感。同时，按密州的“节候”说，属于农谚中“七九河开，八九燕来”的区域。按正常年份，正月十三，尚属“数六九”之末，但十天之后，便属“新燕”飞来的“八九”，诗人不说“你到京就马上来信”，而以“新燕”云云，这就把抽象的思想变成了有时空感、形象感、有韵味的艺术语言，很是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