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城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城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
此诗从题目“赠道者”可以看出,诗赠送的对象是个道士,从诗的内容看,这是个女道士。此诗题目一作“赠送”。如果是后一个题目,那么,他写赠的对象就不一定是个女道士。但无论用哪一个题目,都不难看出,诗人所要着意描绘的是一个漂亮的白衣女子,并且对她的美色是颇为倾倒的。
首句中的“麻衣如雪”,出于《国风·曹风·蜉蝣》,这里借用来描画女子所穿的一身雪白的衣裳。在形容了女子的衣着以后,诗人又以高雅素洁的白梅来比拟女子的体态、风韵。次句中的“微妆”,是“凝妆”、“浓妆”的反义词,与常用的“素妆”、“淡妆”意义相近。“笑掩”写女子那带有羞涩的微笑。这女子是如此动人,她曳着雪白的衣裙,含情脉脉地微笑着,正姗姗来到诗人的梦境。
从甜蜜的梦境中醒来,诗人不禁浮想联翩,以致在他眼前呈现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美丽境界:他仿佛看到这一女子来到越国的一条溪水边,走进一群穿着红色衣裳的浣纱女子中间;那风姿,那神韵,是这般炫人眼目,就像是开放在一片红色荷花中的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这两句,以“若”字领起,说明这是诗人的假想之词。首两句说的是女子的神,此两句则是说女子的形,然而在写法上却不似前两句作直接的描绘,而以烘托之法让人去想象和思索。当女子置身于漂亮的越女中间时,她便像是红莲池中开放的一朵玉洁冰清的白莲;她的婀娜娇美,自然不言而喻了。
在表现手法上,此诗主要采用了拟物的手法。一处用“一枝梅”,一处用“白莲”,后者尤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然,以莲花比美人,并不是武元衡的独创。稍晚于武元衡的白居易也曾以莲花比女子,如“姑山半峰看,瑶水一枝莲(《玉真张观主下小女冠阿容》)。但比较地说,白居易只是运用了拟物一种手法,以形象显出单纯的美;武元衡在拟物时,兼用了烘托的手法,让诗中女子在一群越女的映衬下亮相,然后再过渡到莲花的比拟上,更有一种优美的意境和特殊的艺术效果。不过,全诗的情调只是在吐露对白衣少女美貌的神往之情,诗旨便不可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