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描写西湖的天光水色，侧重于月色下的西湖，尤其着意刻画了一幅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西湖夜景，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和现实人生的深深热爱和眷恋，反映了欧公晚年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词的上片着力表现西湖的恬静脱俗。词人用鸥鹭闲眠来烘托，一方面突出西湖的静谧，另一方面暗示西湖的游客的高雅脱俗，没有功利之心：尽管游人往来、管弦声声，但是鸥鹭毫不戒备，依然安睡。
词一开始，作者便充满喜悦之情地衷心赞美西湖。湖上的“鸥鹭闲眠”，表明已经是夜晚。宋代士大夫们游湖，习惯带上歌妓，丝竹管弦，极尽游乐之兴。
鸥鹭对于这些管弦歌吹之声，早已听惯不惊。这一方面表明欧公与好友陶醉于湖光山色间；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了欧公退隐之后，已无机心，故能与鸥鹭相处。相传古时海边有个喜爱鸥鸟的人，每天早上到海边，鸥鸟群集，与之嬉戏。欧公引退之后，欢度晚年，胸怀坦荡，与物有情，故能使鸥鹭忘机。
词的下片写月下西湖的景色及夜晚泛舟西湖的欢悦之情。虽然西湖之美多姿多态，但比较而言要数“风清月白偏宜夜”最有诗意了。清风徐徐，月光皎洁，湖水澄澈，晶莹透明，月光一照，闪闪发光。这时泛舟湖心，天容水色相映，广袤无际，好似“一片琼田”。“琼田”即神话传说中的玉田，此处指月光照映下莹碧如玉的湖水。
这种境界会使人感到远离尘嚣，心旷神怡。人在此时此境中，很容易产生“人在舟中便是仙”的妙想，谁还愿意乘着骖鸾做神仙呢！后来张孝祥过洞庭湖作《念奴娇》云“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且曰“妙处难与君说 ”，同此境界，同此会心。
这首词通篇写景，景中寓情，反映的虽是个人生活感受和刹那间的意绪波动，但词境清隽疏澹，一扫宋初词坛上残余的“花间”习气。全词意境开阔，明丽晓畅，清新质朴，读来确有耳目一新之感。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首词上片写途中所见所闻，起写春色无边，点明时令，次写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拥向南山觅春；下片紧承上片，继写沿途所见，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心愿，揭出作意。此词情由景出，论随情至，写得自然、得体。
正月的时候正值孟春，初阳发动，故词以“无边春色”起头。但是，就人之常情来说，尽管到处是春色，还是要去寻春、觅春的。次句的“苦”字表达出了人们这种寻觅春色的执着。词中的“南山”，大约指的是春光优美之处，也是作者邀请提刑官应懋之游春的目的地。“村村”三句，以及下片“翁前”两句，写的是农村“人日”这一天的热闹景象，是作者“觅”春所见，这也正是此词写作的一个重点。作者先大笔挥洒，用“箫鼓”、“笛”写节日歌舞之盛，用“村村”、“家家”极写范围包容之大，仅此一句，就将农村“人日”的风俗景象以及人们的欢乐情绪形象地渲染出来。“祈麦祈蚕”，点出“村村箫鼓家家笛”这项活动的目的。祈求农事丰收，这里虽举“麦”、“蚕”为诸多农事的代表，但在“人日”来说，农民马上可以接触到的一般来说，也就是麦与蚕了。这时，麦田泛出青绿之色，蚕在春天的气息里孵化，富于生机。对丰收的盼望与担忧，都同时在农民心头慢慢升起，他们要用这尽情的箫鼓和笛声表达他们心中的祈求。“来趁元正七”，这句是上片的结语，明确指出了特定时期季节性的内涵。
下片“翁前”两句，转入具体的描绘。“翁前子后孙扶掖”，这正是“来趁元正七”的老老少少，子子孙孙。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对长幼之序极为重视，这从“翁”、“子”、“孙”的排列顺序中可以看出来。“商行贾坐农耕织”，这一组活动，由商、贾、农三种行当的人物组成，而作者用“行”、“坐”、“耕织”三个词，点明了三种行当人物的特征，语言简练。在古代，商人们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种。“耕织”则为“农”的本业。当然，这里不一定实写“人日”所见，而是作者由人们的祈求而联想到的各种自食其力的人所从事的争取丰收、幸福的实践活动。但这三个动词，却描绘出了一片繁忙景象。从“箫鼓”至“耕织”，这五句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了农村的欢乐景象，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将种种苦闷、烦忧，都排斥在画面之外了。这里简直是一片桃源乐土。在偏安的半壁河山之中毕竟还有这样一片乐土！但其中也不排斥寓含着作者的理想，这正是他所苦苦寻觅的“春色”，上片次句用“苦”与“觅”两个字，用意就在于此。词的末三句，是作者就此情此境所引发的感想，是此词的哲理所在，也正是作者的希望。“须知”是告诫语，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日”中的“人”的种种活动与期望，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是向上的，都在追求着幸福与美好；但是，人们如果都懂得做人的道理，都象在“人日”里所意识到“人”的作用与追求，那就“日日是人日”了，也就不会只有在“人日”这一天才去追求祈祷了。显然，作者是在勉励人们追求不息生生不止。这也正是作者思想核心之一。他处理政务主张“内修”、“立本”、“厚伦”，正人心，化风俗；他所留驻的州县，皆“以化善俗为治”；使“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居有所补益，缓急有所倚仗”（均见《宋史》本传），这就是他在此词中发挥议论的思想基础。
从全词看，此词没有浮躁怪诞之气，写得古朴自然，平易真切，与农村风物极相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