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本旨是写水仙花，但从头至尾没有直接点出。看他运笔，似乎每一笔都在写湘水神女，实际却是笔笔在写水仙花，水神水仙，交融在一起，直至把水仙写得有血有肉，有灵有气，显的亭亭玉立，飘然若仙，由此，足见作者运用比拟这一手法已达到驾轻就熟的地方。作者用拟人笔法，把水仙花作为水仙神女，加以形容描绘，故上片起三句连用三个“湘”字，借湘水女神比拟水仙。“湘灵”即湘水女神，传说舜的二妃娥皇、女英死后为湘水之神。这里用以比拟水仙花，既增加了神话的色彩，又能唤起读者美的联想，扣题“水仙”。“云”、“月”，是艺术烘托之笔，为水仙的出现造成一种云月朦胧的静美境界。“梦”、“吟”、“吊”，则表现了作者面对水仙所升起的那种向往爱慕的醇美感情。这三句虽然只有九个字，却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具有特定神话氛围的艺术境界。“有谁见”三句，写水仙的形象美，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轻盈娇羞的神女。“罗袜”、“凌波步”，出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后来黄庭坚借入咏水仙诗，有“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句；而作者却写道：“有谁见、罗袜尘生？”意思是说罗袜无尘。用“有谁见”提出质问，遂翻出新意，轻轻为罗袜祛尘，写出了一个纤尘不染的美女形象。
“凌波”、“步弱”，皆形容女性步履轻盈，这里借指水仙植根水中，婷婷立于水面，宛如凌波仙子。“背人”句，由形及神，写神女的娇羞情态。“六铢”指六铢衣，佛经中称忉利天衣重六铢，是一种极薄极轻的衣服，由此可见其体态的绰约，这里用来表现水仙体态之美。“娉娉”两句，从姿态、颜色、质地等方面写水仙花的美，仍然是以美女比拟。先用一“晕”字染出水仙花色泽（“娇黄”）的模糊浸润，再以“玉色”加以形容，而以“轻明”状其质地薄如鲛绡，莹如润玉。这几句，极见作者观察的真切和用笔的工细。
上片巧借神女形象为水仙花传神写照，侧重于外表形态。下片则深入一层，探其精神世界。“香心”四句，“香心静”，写花，香而静：“波心冷”，写水仙所居之水，水仙冬生，黄庭坚称为“寒花”，故写水用“冷”字，此句得姜白石《扬州慢》“波心荡、冷月无声”意境：“琴心怨”，上片既有“湘灵”，此处“琴心”云云，似与司马相如的“琴心”无干，盖由屈原《远游》“使湘灵鼓瑟兮”句变化而来，并化用唐李益《古瑟怨》“破瑟悲秋已减弦，湘灵沉怨不知年”句意，古典诗歌中往往琴瑟连用，此处换瑟为琴，似无不可，作者既以湘灵比水仙，故有寄怨心于琴声的想象，以与“静”、“冷”相协调：“客心惊”，则写作者的情怀。“客心”，即旅居异乡的心情，盖亦羁旅之人，且这几句中的“静”、“冷”、“怨”等，皆系作者的心理感受，此处又着一“惊”字，自是客中见花的特有感情。“怕佩解、却返瑶京”，佩解，出于刘向《列仙传》，说郑交甫遇见江妃二神女，郑欲请其佩（佩玉），二女遂手解其佩与交甫，交甫怀之，旋即亡失，回顾二女，亦不知所在。晏殊以“解佩”喻花落春归，其《玉楼春》有“闻琴解佩（通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句。“瑶京”，此指神仙所居的宫室。这句是说担心水仙花衰败零落，象江妃二女那样在人间打个照面就又返回仙宫去了。“客心”之所以“惊”，盖与这种担心不无关系。“杯擎清露”两句，仍然写花。水仙花状如高脚酒，故《山堂肆考》说世以水仙为“金盏银台”。作者从花的形状展开想象：这“杯”中盛满了醇酒般的清露，高高擎起，使那挚友春兰和梅兄也要为之酣醉了。“梅兄”，出黄庭坚咏水仙诗“山矾是弟梅是兄”句。梅、水仙、春兰，次第而开，故有“友”“兄”之说。结两句用“苍烟万顷”、“雪冷江青”，再次点染水仙所处的环境。苍烟、江雪，构成一片迷茫冷清的境界，无怪乎娇弱的水仙要“断肠”于此了。这是一首十分优美的咏物词，所咏之物是水仙花。所以，全词立意命笔，无不围绕“水仙花”这个主题。全词在创造艺术境界方面，亦颇见工力。作者用“湘云”、“湘月”、“湘灵”、“香心静”、“波心冷”、“琴心怨”以至于“苍烟万顷”、“雪冷江清”等等，构成了一幅清冷雅静、幽远和美的艺术境界；且其所写之物，如云、月、罗袜、六铢衣、瑶京、清露、兰、梅等等，皆无比温柔高雅，又给这静美的艺术境界增添了许多灵秀之气；最后再用万顷苍烟加以笼罩，与梦云吟月相应，又给全词凭空增加了几分朦胧美，于是“六铢”愈见其轻，“娉娉袅袅”，愈见飘逸。凡此用笔，皆为描绘神女（水仙）形象而设，而这形象，也就随着这种用笔活灵活现了。
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
这首词不同与王国维另一首写围猎的词《浣溪沙·六郡良家最少年》，那一首更多的是描写了豪侠的个人英姿。这一首却是由围猎活谈及个人的内心活动，更多的点出国家的危难，而自己却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上片三句，写出了一场围猎从开始到结束的全部过程。“合围”，是这场射猎的开始。“草偃云低”本是写围场影物，放在“合围”的前边就有一种天罗地网的感觉，好像天地草木也在听从人的指挥参与对鸟兽的包围。“雕弓声急马如飞”是写豪侠少年高超的骑射本领；“笑呼从骑载禽归”是写围猎结束满载猎物而归时的得意心情。这首词中豪侠少年的形象与作者在另一首《浣溪沙》中所写的那个“闲抛金弹落飞鸢”的豪侠少年形象有一些不同。那一首中的少年形象仅仅是风流潇洒、射艺出众，而这首词中“草偃云低”的描写，使这个少年还带有一种指挥者的威严之气。史载赤璧之战前曹操致书孙权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自古以来，围场可以喻指战场，打猎可以喻指用兵。王国维把自己想像成围猎活动的主人公，在这场“战事”中大振神威，说明他内心中同样有一种对戎马生涯的渴望。
下片三句“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的牢骚。人们常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作者认为乱世的文人，读了一辈子书，既无权势以骄人，又无缚鸡之力以自卫。古代的卫、霍的功勋自不用提，游侠的气概也也无从谈起。假如说读书是为了明理，则明理恰足以给自己带来“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扬雄投阁，龚生竟夭，文人的悲剧古已有之。所以，习文不如习武，年轻人有一副好身手，纵不能替天行道，总不致像那些文人在乱世中连保全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如果结合作者的实际情况来看，则这理想近于虚幻。因为“体素羸弱”而称“万事不如身手好”，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人近三十而言“一生须惜少年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身为文人却说“那能白首下书帷”，有一种不甘心于现状的苦闷。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