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江西金溪人名叫“方仲永”的神童因后天父亲不让他学习和被父亲当作造钱工具而沦落到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文章借仲永为例，告诫人们决不可单纯依靠天资而不去学习新知识，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文题为“伤仲永”，文中却未见一个“伤”字，然而全篇写的正是一个“伤”字。这正如《王荆公年谱考略》所评：“余谓仲水始而通悟，终焉为泯然众人，见于荆公悼叹者详矣！”由此可见，此文契合照应不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中。这篇议论文，先叙后议，在事实叙述的基础上立论，事实成为立论的依据。第一、二两段只叙不议，为第三段的议论服务，后面的议论，集中强烈，言简意赅，如画龙点睛，使前面所叙的事实立即升华具有典型意义。全文仅二百字，叙事之简洁。说理之透彻，安石散文风格在此已露出端倪。
第一段叙述神童方仲永的故事。
方仲永为金溪民，世代耕田。金溪是王安石外祖父吴玫的家乡。“荆公少年，往来外家甚数”《王荆公年谱考略》文中说“于舅家见之”，仲永当是实有其人。所记仲永五岁不识纸笔砚墨，忽啼求，其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题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是以供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此事传出后，一乡的秀才都来观看。从此，人们指着东西让他作诗，他挥笔而就，文采与道理都有可取之处。县里人听说，亦很惊奇，渐渐有人请他父亲带他去作客，也有人拿钱帛请他作诗的。他父亲认为此有利可图，便每天拉着他到处拜见县里人，不让他学习。这里所记仲永的特异才能是传闻，与真实情形或有出入。然而作者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所以免不了用夸张的笔墨，处处耍突出仲永天斌的特异。其一，不仅生五年不识文具，给纸笔即可写诗，而且能以“养父母”团结同族为主旨，“传一乡秀才观之”，可见影响之大。其二，仲永才思如涌，“指物作诗”一挥而就，而且文采、内容均佳，博得“邑人奇之”，有请他作客的，有向他求诗的，真是誉满全乡。作者如此描写突出了神童仲永的特异天资，为下文的因不后学而“泯然众人”作了很好的铺垫，为全文的知识才干“受之人”立论打下了基础。文中的“利”字很有份量，突出其父‘不使学”的原因，更暗示给人们急功近利对人才的危害。“不使学”是仲永由夭才变为平庸的关键，是本文议论的中心。
第二段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待了仲永从神童沦为“众人”的过程。
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待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而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见言外。
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而且他的天赋远超于一般的有才能的人。这正是为了反跌出下面的正意：“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关键原因是缺乏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到这里，已将上两段所叙述的情事都议论到了。但作者却就势转进一层，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没有受到后天的培养教育，尚且沦为众人；那么天赋本属平常的一般人，如果再不受教育，连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不行。前者是宾，后者是主，在对比中更突出了一般人学习的重要性。就方仲永的情况看，这层议论仿佛是余波，但作者主要的用意正在这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资质平常的人总是多数。方仲永这一典型事例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说后天赋好的人不学习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在于说明后天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决定意义。
题内的“伤”字就具有多层意蕴。首先是表层的，为仲永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儿童最终沦为众人感到惋惜；进一层，是感慨仲永虽有天赋，却没有遇上有利于他成长提高的环境。文中对其父以仲永为获利之资的叙写，就含有对泯灭天才的人为环境的批评。更进一层，从仲永的具体事例生发开来，感慨社会上许多资质平常的人不去努力学习提高，以致连成为众人都不可得。这样，作者所“伤”的就不再局限于仲永个人，而是许许多多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的众人，作者的感慨和文章的思想意义也就深刻多了。
这篇文章的语言十分精当。叙事部分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叙述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能变化的过程，议论部分也不过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词、句都有其确切的表达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贯、身份、姓名、家世，这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绍，而且“世隶耕”三字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贪图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叹的愚昧无知之态；“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为方仲永的变化埋下伏笔，点出方仲永命运变化的关键。第二段叙事极为简要，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结尾的议论部分，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此诗即是当时记实之作，表现了观赏牡丹的热烈场面和诗人簪花的情趣。
第一、二两句是写诗人簪花之趣。虽说当时礼俗士大夫集会时可以簪花，但老人簪着花成群结队走在街市上，终觉有些不好意思。为了突出这种心态，作者掀起一道波澜，“花应羞上老人头”，说花不愿上老人的头。而事实是，不管花愿意与否，还是上了老人的头，增添了不少情趣。两个“羞”字，一说人，一说花，相映成趣，语妙天下。同时说明包括诗人在内的官吏最终还是乐于在百姓面前亮相的。花活了，人更活。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官民距离，更有意义。
第三、四两句是写诗人醉归而路人嗤笑的场景。这里诗人恰当地用了杜牧之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十里街市上的老百姓把帘卷上，走出门来观看这支浩荡的插花队伍的经过，只需要点出这一点，当时盛况就好像在眼前。于是，官民同乐的主题也就圆满地表现出来了。诗人之所以在珠帘上钩时用“半”字，是因为作诗需要留有余地，给读者以想像空间，说全上钩，而诗贵活。
前后联均暗用前人句意，用得贴切灵活，不着痕迹，如同已出。“人”、“花”、“老”、“羞”四字有意重复使用，更使诗的音节回环往复，有助于
这首诗运用夸张、拟人修辞手法并且连用几个动词，有利于渲染出一种喜剧情调氛围，体现了诗人极高的文学造诣。表现出诗人超旷豁达、狂放不羁的襟怀。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我们不难领略到诗人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
这首词犹如一幅恬淡的水墨风俗画。
开篇描绘晚霞烂漫，渔人悠然收竿的场景。“收却纶竿落照红”，纳兰一贯钟情的白描手法在此一显无余，夕阳西斜、晚霞烂漫，渔人悠然收竿，首句铺展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收却”二字用在全词的开头，别有一番意味。从字面上看，“收却”与“落照红”是同时发生的动作，而纵览全词，则可体味出这两者其实有着暗示的因果关系，即因“落照红”而“收却纶竿”，无须多言，便道出了黄昏中渔人逍遥自得，不假他求，这种自由自在的情绪，为整篇作品奠定了基调，又与下句的描述前后呼应。“秋风宁为剪芙蓉”承接上句，由落照的色彩写到秋风的声响，由人之主体写到荷花之喻体，仍然是从细节着手，以拟人的手法，描述飒飒秋风之凉意吹飘，不求他物，只为了能轻轻地摆动水中那一簇簇绝美的荷花。此处着一“宁”字，赋予了秋风人的性情与品格，出奇地于平和中凸现词人强烈的感情。勾勒完风物，“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芦花短笛中”一句抛出一个空远淡漠的远景，人影稀，烟水蒙，笛音轻，纳兰将他的山泽鱼鸟之思寄托于词中，点明主旨，道出了渔人悠然自得，逍遥自在的情趣。
夕阳西斜、晚霞烂漫，飒飒秋风，烟雾蒙蒙，时人称纳兰题画诗词有种“烟水迷离”之感，从这首小令的诗情画境中也可见一斑。全词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
这首诗前四句写杭州父老挡住道路，设盛宴送别的场面。后四句写诗人向杭州父老告别，送别者泪水潸然，告别者情意真挚。这首诗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通篇叙事，而又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
首联以“归”与“别”二字扣题，开篇表明这是一首离别诗。离别有千万种情境，当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是这样的画面：有“耆老”相送，有“壶浆”为饮；但这都还不够，作者更进一步，透过“遮归路”和“满别筵”的一“遮”一“满”，铺绘当时送别的盛况，展现出在他即将离开之时，乡民们的热情与不舍。也由此可以看出，白氏在任期间，定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
颔联是白氏自谦之语。“甘棠”之说化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甘棠》一诗之典故。在父老心中，白居易有如昔日棠树下那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然自居易却认为，自己为政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父老不应该他的离开而潸然泪下。此二句“无一树”的谦虚之言与“泪潸然”的感激不舍相对比，充满了情感上的张力。白氏越自谦自惭，越是令人体味到他与当地乡民之间难得的官民相惜之情。
颈联笔锋一转，从之前饱含深情的徐徐道来，陡然转入残酷的现实书写中。直白犀利地指出了中唐时期，在“税重”与“旱田”的双重压迫之下，处处是贫户、饥民的艰辛世道与凋敝境况。咏至第三联，虽只是简单的寥寥数字，却使得诗作的境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之前徐缓的个人情感，进入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之中。看似不带感情的白描之笔，却蕴藏着对统治阶层盘剥民众的谴责，及对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之下的底层劳苦大众的怜悯同情。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极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自居易虽身为官员，办法却是有限。尾联起始的“唯”字，便道出了这样的无奈。事实上，对杭州刺史白居易而言，人为之祸难凭一己之力改变，但在天灾的预防上，他却对此尽了极大的力量。尾联所书之“湖水”指的是钱塘湖。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于钱塘湖修筑堤坝，疏浚六井，预防旱涝之灾。诗末二句所言即为此事。白氏在任期间所做的水利工事影响深远，而且其所作为不止于此，是以这一抒发无奈的“唯”字，亦包含着谦虚之意。
在将个人情感陡转为书写现实之后，白居易又以个人之作为及意愿平稳收尾。此间一张一合，在看似直言无奇的跌宕中，留下令人品味的余韵。亦有着人将远去，而心意长存之况味。
全诗记事抒情与历史价值兼具。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以直白如话的词句，生动地将一幅幅画面铺展开来。通篇叙事，而又不着痕迹地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初感平淡，细品却可察觉出词句间时徐时疾的张合之力。言辞谦虚，却又能在叙述间看出作者不曾歇止的爱民恤民之心和乡民对这位好官的爱戴与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