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首句点明地点是宫殿,时问是傍晚。“夕殿下珠帘”,写出了日夕时分冷宫偏殿的幽凄情景。“殿”字照应题名“玉阶”,交代出宫中的特定环境。“夕”字点出当时正是暮色降临之时。黄昏本是一天之中最令人惆怅的时候,对于宫嫔们来说,又是决定她们今夜有无机缘得到君王恩宠的时刻。然而殿门的珠帘已悄悄放下。这意味着君王的履迹不会再经过这里,那一晚又将是一个和愁苦度过的不寐之夜。首句既是以富丽之笔写清冷之景,又暗示了主人公的身份和不幸处境。截取深宫夜景的一隅,令人从全诗展示的画面中体味抒情主人公的命运和愁思,显得兴象玲珑,意致深婉。
诗的第二句“流萤飞复息”,以动景烘托环境之静,让读者沉浸在一片寂静的气氛中。点点闪烁的萤火在串串晶莹的珠帘外飘流,不但融和成清幽的意境,而且使华美的殿宇和凄清的氛围形成对照,令人想到被幽禁在这里的女子纵然能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也无法填补精神生活的空虚,更何况她们处在被冷落、遭遗弃的境遇之中。其次,萤火虫多在夏秋之交出现。流萤飞舞是初秋夜景的特征,这就进一步点明时令,补足了首句的意思。流萤透露出秋的消息,难免会使本来就无限怨怅的主人公更觉惊心,又添一层时不待人、朱颜将凋的忧虑。同时,“飞复息”三字还暗示了人从日夕到夜半久久不能入眠的漫长过程。连流萤都停息了飞舞,那么珠帘内的人也该安歇了,这就自然引出了第三句“长夜缝罗衣”的主人公。
诗的第三句,“长夜”顶住“飞复息”,点出已到夜深,又不露痕迹地将笔锋从帘外的飞萤转到帘内的人影。此处着意选择自缝罗衣这一细节,还包含着希望邀得君王恩宠的一层深意。如果主人公是一个从未得到过恩幸的宫女,她穿着精心缝制的罗衣,或者能有偶然的机会引起君王的眷顾。那么,她在罗衣里缝入的便是借此改变命运的一丝幻想,这就愈见出她处境的可怜。谢诗之妙却在它没有点明主人公究竟是由于哪一类原因被冷落的,唯其如此,才给人留下了较大的想象余地,也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概括出所有深宫女子共同的不幸命运。“长夜缝罗衣”的动作暗含着主人公希求获宠的幻想。
诗的第四句,“思君此何极”就是她内心愁思的直接流露了。但从诗中所表现的今夜的情景来看,“此何极”又与“长夜”相应,夜有多长,思也就有多长。对于一个不寐的女子来说,这长夜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因此她的愁思也是无尽无极的。这种思本身就意味着怨。寓怨于思,含而不露。
此诗首联点明严谟赴任之地是位于“湘南”的桂林,颔联以高度的概括力,极写桂林山水之美,颈联写桂林迷人的风俗人情,尾联说到桂州赴任远胜过求仙学道或升官发财,流露出作者的艳羡之意,表达了作者的祝愿与不舍。这首诗将深挚的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中,清丽工稳,质朴淡远,既是写景名篇,又是送别佳作。
桂林之奇,首先奇在地貌。由于石灰岩层受到水的溶蚀切割,造成无数的石峰,千姿百态,奇特壮观。漓江之水,则清澈澄明,蜿蜒曲折。“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极为概括地写出了桂林山水的特点,是千古脍炙人口之佳句。但近人已有不以为然者,如郭沫若《游阳朔舟中偶成》云:“罗带玉簪笑退之,青山绿水复何奇?何如子厚訾州记,拔地峰林立四垂。”日本吉川幸次郎《泛舟漓江》云:“碧玉青罗恐未宜,鸡牛龙凤各争奇”等。其实,桂林之山虽各呈异态,但拔地独立却是其共同特点,用范成大的话来说:“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简瑶簪,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如此,诚为天下第一。”(《桂海虞衡志》)而漓江之碧澄蜿蜒,流速缓慢,亦恰如仙子飘飘的罗带。所以这两句是抓住了山水形状之特征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只是秀丽甲于天下,其雄深则不如川陕之华山、峨嵋。桂林山水是比较女性化的。韩愈用“青罗带”、“碧玉篸”这些女性的服饰或首饰作比喻,可以说妙极。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二句则写桂林特殊的物产。唐代以来,翠鸟羽毛是极珍贵的饰品。则其产地也就更有吸引力了。加之能日啖“黄甘”,更叫宦游者“不辞长作岭南人”了,这二句分别以“户”、“家”起,是同义复词拆用,意即户户家家。对于当地人来说是极普通的物产,对于来自京华的人却是感到新异的。
以上两联着意写出桂林主要的秀美奇异之处,酝酿够了神往之情。尾联归结到送行之意,严大夫此去桂林虽不乘飞鸾,亦“远胜登仙”。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可贵的是写出了逸致,令人神远。
韩诗一般以雄奇见长,但有两种不同作风。一种以奇崛见称,一种则文从字顺。这首诗属于后一类。写景只从大处落笔,不事雕饰;行文起承转合分明,悉如文句。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