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第一段:从开头至“战则请从”。写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这一段可分两层。
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开头先点明事态发生的时间,接着指出的是“齐师伐我”,说明战争是由齐国进攻鲁国而引起的,鲁庄公准备抵抗。以上对形势扼要的介绍,为曹刿的请见、论战交代了必要的背景。大军压境,曹刿准备参战,作者通过曹刿与其“乡人”的对话,一方面揭示了鲁国当权者鄙陋寡见、尸位素餐的情况,为后文鲁庄公在作战中不察敌情、急躁冒进作了铺垫;另一方面显示了曹刿关心国事,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有远谋的人。
第二层记述曹刿要庄公作好战前的政治准备,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曹刿谒见鲁庄公,劈头就问“何以战”,抓住了作好战前政治准备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在曹刿的一再启发下,依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和察狱以情三个条件,曹刿否定了前两条,肯定了后一条。在曹刿看来,战争的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的保佑,而是决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是“忠之属也”,“忠”是尽职于民,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比“肉食者”高明。但和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是主动请求晋见庄公的,作者记了他与“乡人”的一番对话。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相对于“藿食者”而言的,显然,这是以饭食精粗对执政贵族和平民所作的简单划分。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肉食者鄙”已为乾时之战所证明,那一次“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如今齐军压境,不能再让国家败在他们手中。接下去,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作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是普遍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从“公与之乘”至“遂逐齐师”。写曹刿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
曹刿“取信于民”的见解,得到了庄公的赞同,“公与之乘”,说明了庄公对曹刿的信任与器重。文中先交代了利于鲁国反攻的阵地,长勺在鲁国境内,对鲁国来说,地形地物熟悉,便于得到人力支援和物资供给,在士气上也利于鲁国向有利方面转化。接着是对这次战役经过的具体记叙,重点写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写曹刿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写曹刿在观察了齐军败逃的情况之后才决定追击,都记叙得非常简略。这样写,一则符合实情(酣战中鲁庄公无暇问及,曹刿了不可能多发议论),一则此中道理正是曹刿论战的中心,留待后文集中阐述,更见突出。“公将鼓之”、“公将驰之”,说明了鲁庄公急躁冒进;曹刿的两个“未可”、两个“可矣”,表现了曹刿胸有成竹,沉着思断,善于捕捉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
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绩、溃逃的情形历历在目。曹刿适时选择出击、追击的时机,他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齐军未动鲁庄公急于抢先攻击时,曹刿制止道:“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军士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一鼓作气挫败了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确察虚实而后动,制止了庄公的鲁莽,待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表示:“可矣。”此战鲁军大获全胜。
第三段:从“既克”至结尾。写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文章的中心。
“既克”二字,意味着战役的高潮已经过去,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该是莫名其妙的鲁庄公问一个究竟的时候了。曹刿的回答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鲁军按兵不动,养精蓄锐。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旺;第二次击鼓,士气开始低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已经完全衰竭。在此关键时刻,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
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鲁军虽然取得了反攻的初步胜利,但曹刿并未轻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反映了曹刿随时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兵不厌诈,不可不提高警惕。曹刿亲自察看敌情,发现敌军“辙乱”、“旗靡”,确认了齐军是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才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用补叙笔法写战役之后由曹刿论证战术的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实际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在此,曹刿所说“勇气”,是战时士气的集中表现,是军士临战时的激情和果敢拼杀的昂扬斗志。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抓住了这种士气和心理变化的有利时机号令鲁军,一举得胜。此外警惕“大国难测”,不忘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是从道理上对第二段战事实况的分析和论述。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请见”、“问战”、“请从”、于战斗中两置可否……这一系列活动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照、映衬的修辞技法。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抗敌御侮的责任感和护卫宗国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
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后两句突然借花之自悼,实写人之自悼。此诗托物言志,情感真切自然。
“浮香绕曲岸”,未见其形,先闻其香。曲折的池岸泛着阵阵清香,说明荷花盛开,正值夏季。“圆影覆华池”,写月光笼罩着荷池。月影是圆的,花与影,影影绰绰,莫能分解。写荷的诗作不在少数。而这首诗采取侧面写法,以香夺人,不着意描绘其优美的形态和动人的纯洁,却传出了夜荷的神韵。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是沿用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意,但又有所变化,含蓄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早年零落的感慨。
卢照邻在去世前不久写的《释疾文》中说道:“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荣悴兮万端。春也万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见其盛而知其阑,秋也严霜降兮殷忧者为之不乐,冬也阴气积兮愁颜者为之解欢。圣人知性情之纷纠。”这不免也有诗人自己的性格原因。由于他被病痛所折磨,对事物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如《释疾文》中所说:“神翳翳兮似灰,命绵绵兮若缕。一伸一屈兮,比艰难若尺蠼,九生九死兮。同变化乎盘古。万物繁茂兮此时,余独何为兮肠邅回而屡腐?”“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独兰騨兮不自胜。”万物越是繁茂越是生机勃勃,他就越发感觉到自己的形象枯槁。同时他对繁荣的万物是“感其生而悼死”,“见其盛而知其阑”也有对自己和他人盛时的回忆与感慨。他的这种思想突出表现在他晚期的诗歌里。
《曲池荷》的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而后两句突然转写花之自悼。这花之自悼实为人之自悼。咏物诗,“因物以见我”,乃见其佳处。除余山《竹林问答》中说:“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如此看来,可见卢照邻咏物诗之造诣。
《曲池荷》在写作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所谓象征,就是借用某一景物或形象的某些特征来表现另一事物或形象的艺术手段。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象征与被象征的事物,即荷花的遭遇和诗人的遭遇一明一隐,一实一虚。诗中所创造的境界掩盖着、暗示着、朝向着另一个深邃的精神境界即诗人内心隐蔽的境界,最后完全融合。读者突破诗人设置的这个外在境界后,才能真正走进诗人刻意营造的另一个隐蔽的内心境界,才真正获得了作者的意图,即诗旨诗趣。
此词调名于诸本二主词或作《柳枝》、或作《杨柳枝》。这首词于清《全唐诗》中有题作“赐宫人庆奴”。据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江南李后主尝于黄罗扇上书赐宫人庆奴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穗拂人头。’想见其风流也。扇至今传在贵人家。”明顾起云《客座赘语》中亦云:“南唐宫人庆奴,后主尝赐以词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穗拂人头。’书于黄罗扇上,流落人间,盖柳枝词也。”其他如《西溪丛话》、《六砚斋三笔》等本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由此可见,这首词当是李煜前期的作品。这首词是李煜代宫女庆奴书、书后赐与庆奴的,所以词中的主人公是宫女。
开篇“风情渐老”直写女主人公青春不再,人老色衰。“风情”本来是说男女欢爱的情怀,但这里指的是女人容貌和情态。“见春羞”是自觉羞于见春之意。春花盛开,春色明媚,是女子容颜娇美艳丽的映照,而此时不敢与之相比喻。说明了女子年华已逝,美艳不复当初的自伤自艾。诚如顾起元语:“‘见春羞’三字,新而警。”比喻生动,情怀毕现。“到处”是指女子原在宫中受宠时的恩爱欢情,处处都曾留下过她与他的足迹和影子。此处用来颇有深意,既表示对过去的无时无刻的怀恋,也喻示出如今处处见情伤心、触情生愁的感慨。“芳魂感旧游”,旧地重游,情已不再,怎能不黯然魂消。“多谢”句以柳枝相喻,“似相识”照应“感旧游”,正是女子怀思、处处生情的真实写照。“强垂”二字愁意渐深,柳枝本无“强垂”之意,但人总有邀宠之心,刻意求宠,而又因“风情渐老”而求宠不得,所以勉强不来的无可奈何之情让人感伤不已。
全词以第一人称口吻写成,既有直叙,也有妙喻,通过宫女的感伤情怀侧面地透露出她的不幸身世,虽是李煜代笔,但个中深情却真切动人。词中以柳枝喻人,以“强垂”喻境,喻象别致、生动,手法清新、自然,情景交合,颇为感人。不过,也正因是李煜代抒宫女之情,词中难免有以帝王之眼看宫女之色的庸俗感觉,格调相对不高。
此诗的前半写刘蕡冤谪而死。诗先不写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引述旁人的议论落笔。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言“中兴”而遭“冤谪”,可见蒙冤之深,难怪路人也在为之不平了。诗人借路人之口谈论冤谪,当然比直说更加有力。这不但表现了人们对刘蕡的同情和敬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宦官诬陷刘蕡的痛恨,对朝廷软弱昏庸的谴责。
下面两句接着引贾谊与公孙弘两个历史人物,写诗人对刘蕡之死的痛惜。两句是说:空自听说昔年贾谊被召回朝廷,刘蕡却被远谪柳州,客死异乡,不可能像公孙弘那样再次被举,受到重用了。此联用典妥帖,何焯特别称第四句“最为精切”(《李义山诗集辑评》)。“空闻”、“不待”二语,顿挫有力,透出诗人深感怅惋痛惜之情。
诗人视刘蕡为“师友”,而他竟死于冤屈,不能不使诗人伤心痛哭。五、六两句,即扣住题面,写诗人痛哭情状。刘蕡最后似死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诗人是在长安作此诗的。遥隔大江,只有频频回首南望,望空洒泪;天高难问,沉冤难诉,死不复生,惟有捶胸痛哭。长恸之后,痛定思痛,诗人回想起一年前与刘蕡在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相别的最后一面。那时,正当刘蕡冤谪柳州,天空阴暗,春雪凄寒。结尾两句不但烘托着二人相别时的悲凄心情,且与诗人写此诗时悲痛欲绝的心境亦融为一体,留下不尽的哀思。纪昀说:“逆挽作收,结法甚好。”(《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首诗,整篇都浸透着诗人的泪水,贯穿着一个“哭”字:始则是呜咽悲泣,随后是放声痛哭,继而是仰天悲号,最后则又变为抽噎饮泣。读完全诗,仿佛诗人的哭声还萦绕在耳际。写法上,诗人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前面四句全是叙述、议论,但叙述中含着很强的抒情色彩。后面四句抒情,而结联于抒情中又含着叙述成分。如果全是叙述和议论,容易干枯乏味;如纯用抒情,又与引诗所写的具体内容不太相合,难于写出刘蕡的沉冤。此诗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公义私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龟虽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观沧海》是一致的。但《观沧海》是写景诗,以景抒情。此篇则完全是一篇富有人生哲理的抒怀言志之作。这首诗写于北伐乌桓胜利的归途。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在古代,这已是将近暮年的年龄。虽然刚刚取得了北伐乌桓的胜利,踏上凯旋的归途,但诗人想到一统中国的宏愿尚未实现,想到自己已届暮年,人生短促,时不我待,怎能不为生命的有限而感慨!但是,诗人并不悲观,他仍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自己,建树功业。《龟虽寿》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积极的主题。
诗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开头,作者用这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世间万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新陈代谢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说,人虽寿夭有别,但最终都是要死的,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人生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呢?诗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承认生命有限正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有限的生命,建功树业,有所作为。
接着诗人诗人紧承上意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表现出一种深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盈,是满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寿;缩,是专职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夭。这就是说,人的寿命的或长或短,不完全出于天定,只要调养有方,是可以保持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
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决定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
《龟虽寿》更可贵的价值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 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这种“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采,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琢句的。钟嵘六朝时人,当时文学之士很讲究文采华美,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对曹操的评价过低,显然是时代风气使然。任何文学——包括诗歌在内,文采较之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关于曹操的文学地位,过去常为其政治业绩所掩,而不为人重视,其实,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特别对建安文学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应当大书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