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
诗分前后两个层次。前面八句是对画本身的描绘:郊野间有块小小的怪石,翠绿的幽竹紧挨着它生长。牧牛娃手执三尺长的鞭子,驾驭着这头龙钟的老牛。四句诗分咏石、竹、牧童、牛四件物象,合组成完整的画面。由于使用的文字不多,诗人难以对咏写的物象作充分的描述,但仍然注意到对它们的外形特征作简要的刻划。“峥嵘”本用以形容山的高峻,这里拿来指称石头,就把画中怪石嶙峋特立的状貌显示出来了。“篁”是丛生的竹子,前面着一“幽”字写它的气韵,后面着一“绿”字写它的色彩,形象也很鲜明。牧童虽未加任何修饰语,而称之为“阿童”,稚气可掬;点明他手中的鞭子,动态亦可想见。尤其是以“觳觫”一词代牛,更为传神。按《孟子·梁惠王》:“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这是以“觳觫”来形容牛的恐惧颤抖的样子。画中的老牛虽不必因恐惧而发颤,但老而筋力疲惫,在鞭子催赶下不免步履蹒跚,于是也就给人以觳觫的印象了。画面是静态的,它不能直接画出牛的觳觫,诗人则根据画中老牛龙钟的意态,凭想象拈出“觳觫”二字,确是神来之笔。诗中描写四个物象,又并不是孤立处理的。石与竹之间着—“倚”字,不仅写出它们的相邻相靠,还反映出一种亲密无间的情趣。牧童与老牛间着一“御”字,则牧童逍遥徜徉的意态,亦恍然如见。四个物象分成前后两组,而在传达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气息上,又配合呼应,共同构成了画的整体。能用寥寥二十字,写得这样形神毕具,即使作为单独的题画诗,也应该说是很出色的.
但是,诗篇的重心还在于后面四句由看画生发出来的感想:这石头我很喜爱,请不要叫牛在上面磨角!牛磨角还罢了,牛要是斗起来,那可要残损我的竹子。这段感想又可以分作两层:“勿遣牛砺角”是一层,“牛斗残我竹”另是一层,它们之间有着递进的关系。关于这四句诗,前人有指责其“何其厚于竹而薄于石”的(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其实并没有评到点子上。应该说,作者对于石与竹是同样爱惜的,不过因为砺角对石头磨损较少,而牛斗对竹子的伤残更多,所以作了轻重的区分。更重要的是,石与竹在诗人心目中都代表着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磨损石头和伤残竹子则是对这种宁静和谐生活的破坏,为此他要着力强调表示痛惜,而采用递进的陈述方式,正足以体现他的反复叮咛,情意殷切。
说到这里,不免要触及诗篇的讽喻问题。诗中这段感想议论,除了表现作者对大自然的爱好和破坏自然美的痛心外,是否另有所讽呢?大家知道,黄庭坚所处的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内部党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在神宗时就已展开。哲宗元祜年间,新党暂时失势,旧党上台,很快又分裂为洛、蜀、朔三个集团,互相争斗。至绍圣间,新党再度执政,对旧党分子全面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哄争,初期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原则性,愈到后来就愈演变为无原则的派系倾轧,严重削弱了宋王朝的统治力量。黄庭坚本人虽也不免受到朋党的牵累,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能够看到宗派之争的危害性。诗篇以牛的砺角和争斗为诫,以平和安谧的田园风光相尚,不能说其中不包含深意。
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砺角和牛斗,再以之寄寓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戏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如“石吾甚爱之”的上一下四,“牛砺角犹可”的上三下二)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摹仿李白《独漉篇》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陵阳先生室中语》引韩驹语),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花西,这种隐秘的花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花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此词借写景以抒春愁,词之上片写离情相思,下片写久别盼归。
“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以对句起,点出“愁”字,开门见山,直抒愁怀。“梦”和“醉”二字,则说明这位愁人借以消愁解闷、自我麻醉的方法唯此二者。他害怕梦醒愁也醒,于是“终日昏昏醉梦间”,企图以此逃避愁闷的袭来;然而春天却从沉醉中悄悄地回来了。面对阳春烟景,他却发出酸楚的自问:“凄凉怀抱向谁开?”他感到满怀的凄凉况味,一时既诉说不尽,更找不到可以诉说的人。杜甫《奉待严大夫》诗:“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虽然所指不同,但可以对之倾诉怀抱的人,一定是了解自己、关心自己的人。凄凉怀抱,无可告语,可见知心人不在身边,因而感到格外孤寂难堪。这一句暗示愁闷难解的原因在于怀人,则梦断酒醒的惆怅也自然可以理解了。这三句已定下全词的抒情基调,于是在词人眼中所见的“春景”,无不染上这种“凄凉”的色调。“些子清明时候被莺催。”清明前后,正是春光大好,踏青游春之时,词人却意兴萧索,无心赏玩春光。“些子清明时候”,在词人的感觉上,清明前后这春光的黄金季节,竟是如此短暂,匆匆即过。少许春光,并不曾给愁人带来丝毫欢乐;相反,在他听来,枝头的百啭黄莺,不是在为春天欢唱,却是唱着催春速去的挽歌。这两句把莺花三月,化作短暂的心理时间,染上凄凉的感情色彩;春天从醉梦里悄悄而来,又在莺声中匆匆而去,外在的春景如梦幻泡影。春去春来,愁情依旧。
如果说上片是词人直抒胸臆的痛苦告语,下片则推出了一组令人黯然销魂的景物镜头。词人隐身在景物之后,让这些无言的镜头说出他的心声。“柳外都成絮,栏边半是苔。”柳絮纷飞,意味着春将归去,很自然地令人想到上片结处“被莺催”的那个“催”字,意脉的过渡毫不着力。栏杆边的苔痕,则说明长久无人凭栏眺景了。春天对于愁人来说,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然而有一件东西却深深地触动了词人:“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多情”二字,含着热泪脱口呼出,有如见故人之感。燕子还记得当年帘幕中的欢乐情景,当它再度飞来时,却感到境地凄凉。气氛顿异,不禁迟疑起来。“独徘徊”三字,就传神地写出燕子归来的神态。“依旧”二字,则唤起对于当年燕子来时的回忆,同时也会很自然地触发这样的感慨:当年栖巢的燕子又归来了,当年欢聚的人儿呢?作者虽未曾点破,但整首词的着眼点却正在于此。作者巧妙地把要说的这句话,诱使读者替他说出来。这首词之所以耐人寻味,也正在于此。
上片从闺中人的视角咏雪,首先通过室内景写天气之寒冷,为下文咏雪作铺垫。“玉壶”句,室内的玉壶上结了一层晶莹透亮的冰,取暖香炉内的香也烧成了灰烬。接着描写的视角由内而外。闺中女主人公起床掀开绣帘一看,只见雪花纷纷扬扬,不待开刀裁开,树上仿佛开满了洁白的六出花朵。这里词人巧妙化用唐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开刀”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大雪纷飞的样子,形象生动。
下片从冶游者的视角吟雪,首先从室外着笔。洛阳城中,城阙高耸,楼台高高低低、参差不齐。飘扬着的雪花似迎风飞舞的柳絮,有的拂过行人的马鞍,有的飘落在他的衣袖上。末句笔锋一转,说行人骑马过街的情形仿佛似走马章台街。章台街为冶游场所,这似乎在点明雪中行人的身份——冶游之人。
词作上下两片分别从闺中人和冶游者的角度写雪景,看似无联系,但一为居家候者,一为旅途归人,如此,则词中吟雪之时则包含闺怨之意。
这首描绘春天风光的小诗,是诗人闲居农村时的即景之作。
“草长莺飞二月天”写时间和自然景物。生动地描写了春天时的大自然,写出了春日农村特有的明媚、迷人的景色。早春二月,小草长出了嫩绿的芽儿,黄莺在天上飞着,欢快地歌唱。堤旁的柳树长长的枝条,轻轻地拂着地面,仿佛在春天的烟雾里醉得直摇晃。“草长莺飞”四个字,把春在的景物写活,使读者仿佛感受到那种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气氛,读者的眼前也好像涌动着春的脉搏。
“拂堤杨柳醉春烟”写村中的原野上的杨柳,“拂”,“醉”,把静止的杨柳人格化了。枝条柔软而细长,轻轻地拂扫着堤岸。春日的大地日暖融融,烟雾迷蒙,微风中杨柳左右摇摆。诗人用了一个“醉”字,写活了杨柳的娇姿;写活了杨柳的柔态;写活了杨柳的神韵。这是一幅典型的春景图。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主要写人物活动。描述了一群活泼的儿童在大好的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情景。孩子们放学早,趁着刮起的东风,放起了风筝。儿童正处在人生早春,儿童的欢声笑语,兴致勃勃地放风筝,使春天更加生机勃勃,富有朝气。儿童、东风、纸鸢,诗人选写的人和事为美好的春光平添了几分生机和希望。结尾两句由前两句的物写到人,把早春的迷人渲染得淋漓尽致。
春景既然如此动人,生活在这如画的春光中的人更是如此,诗的后两句,由景而及人,诗人饶有情致地写了一个群童放风筝的场面。天气实在太好了,连平时爱在外贪玩的小学生们也一反常态,放学后早早地回到家,赶紧放起风筝来。“散学归来”用一“早”字,说明连孩子们也让这风和日丽的气候给打动。
全诗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写人,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写的静态,后半部分则添加了一个动态。物态人事互相映衬,动态静态彼此补充,使全诗在村居所见的“春”景这一主题下,完美和谐地得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