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
此诗的前六句，重在描绘诗人所见“孤松”之景，写“孤松”枝叶繁茂、清风中显得那样潇洒自得；“孤松”苔绿叶翠，秋烟中更添膘胧之美。这给人以孤傲自恃，超然物外的感觉。末二句，侧重体现出诗人不满足于“孤松”的潇洒自得，向往着“直上数千尺”的凌云之势。此诗借孤松自喻，借物抒怀，写孤松的潇洒高洁、顽强挺拔的品性，赞颂“凌云霄”的孤松，表现出诗人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希望孤松上冲千尺、直上云霄，侧重体现出诗人不满足于“孤松”的潇洒自得，向往着“直上数千尺”的凌云之势，暗寓出诗人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首联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松树苍劲挺拔、松树枝叶稠密昂首天外的景致。诗一开头，就说这是一棵“孤松”，突出了它的不同凡俗。接着写松树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四季常青，塑造出松树郁郁苍苍、风朴高洁的形象。
颔联是讲风吹劲松，更觉松树苍劲。风人有诗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清风”、“潇洒”、“日夕”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的气势。风因松而见其盛，松因风而见其劲，为下文期盼“孤松”向往着“直上数千尺”的凌云之势作铺垫。
颈联两句，再对松树生长的环境进行描写，来烘托松树高大苍翠。“阴生风苔绿”，是说由于松树高大，在它的阴处长出了碧绿的风苔。既言“风苔”足见这棵松树的年岁之长。半空中松树茂密的枝叶，一片浓密翠绿，而地上的风苔也呈现出一片绿色，上下辉映，似乎将周围的空气都要染绿了似的。“色染秋烟碧”，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迷人景象。其中一个“染”字用得妙，将景物都着上了宜人的色彩。
最后尾联两句以夸张的口吻极言其高。正是抒写的诗人见“孤松”而生的感叹，但不是以上所说的那种感觉，却是一种因不满足于眼前之景而萌生的期待、盼望之情。
此诗借用“孤松”、“清风”、“游云”、“日夕”、“苔绿”、“秋烟”、“苔绿”、“云霄”、“染”、“凌”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侧面衬托出“孤松”潇洒高洁、顽强挺拔的品性，表现出诗人不满足于“孤松”的潇洒自得，向往着“直上数千尺”的凌云之势，表达了诗人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道明诗人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
这篇文章表现了赵威后的政治思想，同时也对齐国的政治状况有所批判。战国以前，民本思想已逐渐掘起。一些思想家、政治家都已意识到人民的作用，提出了诸如“民，神之主也”，“上思利民，忠也”等主张。这种思潮在战国时继续发展。孟子有“民贵君轻”一说，田于方、颜斶也有“士贵王不贵”的思想。赵威后提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的思想，是与历史上这一民本思潮相一致的。齐王使者问候赵威后，信函还没有拆开，威后就连续发问：“年成还好吧？百姓安乐吧？齐王安康吧？”她把收成放在第一位，因为“仓禀食而知礼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接着，她问到百姓，而把国君齐王放在末位，这明显地反映出了她的民本位思想。收成好自然百姓安乐，百姓安乐自然国君无恙，逐步推理，简明而正确，却使“使者不悦”，他诘问赵威后“先贱后尊”，威后的回答清晰明了，层层递进，驳得使者无话可说。
接下来威后问道：“帮助君王抚养百姓的至贤至德的钟离子为什么没有被任用，没有成就功业呢？帮助君王使百姓得到生息繁衍的叶阳子为什么也得不到重用呢？带动百姓奉行孝道的婴儿子为什么得不到封号呢？”这三位贤士孝女是帮助齐王治理国家的有德之人，故以“无恙乎”热情发问。弦外之音即是对齐王昏庸无道的指责。与对贤士孝女的关爱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不贤不孝、带领百姓无所事事、无益于国的於陵子的愤恨，她问道：“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对比和连续发问表现了赵威后豪爽坦率的个性。
全文围定一个“民”字，以赵威后对齐使的问话一贯到底，却问而不答、问而无答、问而不必答，充分提升了文势，引而不发，凭空制造出峭拔、险绝的独特气势。文章开头便以“今年的收成还好吗7百姓还好吗？齐王还好吗”三个问句，“斗问三语，如空陨石”（金圣叹语），剑拔弩张，形成尖峭的文势，奠定了文章的基调。当齐使对赵威后的问话表示不满时，赵威后并末一如常态以一般陈述句作解释。而是寓答案于反问句中。进一步助长壁立千仞的奇绝之势。赵威后的“进而问之”，复将文章向深处推进一层。对于齐国三位贤才与有德之士，威后以三“无恙耶”发问，体现了她对士人的作用、价值的清醒认识。对于於陵子仲，威后一直以“尚存乎”相询，明显表现出对“率民出于无用”的隐士的深恶痛绝。文章就在这种率直而尖锐的追问中戛然而止。文势却在循环往复的发问中蓄得十足，驻足不住，直冲出篇外。足令人回味！
综观全文，虽以问构篇，却又显得常中有变。一是问句有一般问句与反问句的变化，二是句式编排上有排比问句与零散问句的变化。排比问句的运用，增加了文章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气势。文章在这类整齐的句式中回环相生，气韵又在前后几组问句中层层推进，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整齐之中，又穿插以参差错落的零散问句，点染以灵动变幻的一般陈述句；同时排比句式本身又不拘一格，时出变异句式。这些使得文章整齐与参差交错，力量与韵致并生，为文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