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全诗围绕“叹”字着笔。“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两句写寻春之人的怅惘,是主人公的自叹自解,抒写自己寻春赏花去迟了,以至于春尽花谢,错失了美好的时机。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
从诗中所写景物表现出来的新鲜感看来,似为他初贬岭南时所作。开头四句,点题中的“早发”,交代了时间是在“春”、“晓”,并以晨空特有的“宿云”、“残月”极力渲染早发时的景象。这里用以借指从始兴县的江口地方至虚氏村途中经过的高山峻岭。从诗题看,当时诗人已经抵达虚氏村,村子离动身地点江口在一日行程之内,距离广州尚有数百里之遥,是无法望见越王台的。宋之问与沈佺期一样,上承齐梁余绪,讲究词采声律,从“宿云”二句的铺张笔法中,也可想见其“如锦绣成文”(《新唐书》本传)的诗风。
从“薜荔摇青气”开始的六句极写赏心悦目的南国景色,铺排有序,很见功力。前三句写树,错落有致,句中用一个富有动感并充满了生命力的“摇”字,生动地描画出了枝叶攀腾、扶摇直上与青气郁勃、无以自守的情态。在上三句中,诗人用笔由视觉而到嗅觉,“石响”句更进而写到听觉,由泉水奔泻的“石响”又转而看到回环流转的细泉。“抱叶”二句转写动物,这就使画面更充满活力,线条、色彩、音响以至整个情调更其动人了。
最后六句指诗人前面的铺排绘景是为了后面的写情抒怀。“南中”句使全诗的感情为之一顿,承上启下。“南中可悦”四字总括前面写景的笔墨,在文势上,这两句稍作顿挫,用以托住“南中”二句陡然急转之势,并暗示官场的荣辱无常,增强了诗人的思乡之情。末两句的感情直承“鬒发”二句,并与“北思”二字相呼应。诗人直抒胸臆道:何时能走向返回故乡的路呢?“行剪故园莱”,与谢朓“去剪北山莱”、王绩的“去剪故园莱”同义,都是要归隐田园的意思。从文势上来说,最后六句浑然一体,同时又有内在的节奏。比之于水势,“南中”二句似高江急峡,大起大落,“鬒发”二句江面渐宽,水势渐缓,至末两句化成一片汪洋,隐入无边的平芜之中。
这首诗用词的艳丽雕琢与结构艺术的高妙,可以使我们对宋之问诗风略解一二。诗用的是以景衬情的写法。诗人不惜浓墨重彩去写景,从而使所抒之情越发显得真挚深切。然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首诗的价值倒不在于诗人抒发了何种思想感情,而在于诗中对南中景物的出色描绘。诗人笔下的树木、禽鸟、泉石所构成的统一画面是南国所特有的,其中的一草一木无不渗透着诗人初见时所特有的新鲜感。特定的情与特有的景相统一,使这首诗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