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对举开头,一句写“居人”——送行者,即胡兴安;一句写“客子”——行者,即诗人自己。轼,车前横木,代指车;行转轼,将要回车。维舟,系上船。“居人”将“客子”送到江边,客子登舟,船虽然还系在岸边,但马上就要起航了;“居人”的车夫自然也要作回车的准备,“别”已在眼前了!这两句十个字,简捷而生动地白描出一幅将别未别、两情依依的水边送别图,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情节,极其难以言传的深情。陈祚明说:“何仲言诗经营匠心,惟取神会”(《采菽堂古诗选》)。确非虚语。别时如此,别后会怎样呢?三四两句即沿着这一思路,回答这一问题。不过妙在第三句先作一兜转,从时间上说是回到别前的酒宴,从情绪上说则仍是席中的欢声笑语。但这只是一种陪衬,意在反跌出下一句。因为“一筵”之后,就将分为“两地”,所以“笑”只是短暂的,“愁”才是难尽的,是彼此的真情。诗至此,已是一首颇有余味的小诗了。“去马嘶春草,归人立夕阳。元知数日别,要使两情伤”(韦应物《答王卿送别》)。其情境、格调,和这首诗的前四句很相似。但是,何逊没有就此搁笔,第一,诗题中的“夜”字还没有点出;第二,前面说了“两地愁”,对方的愁情如何,虽不便代言,但自己的愁,自己对朋友的思念,还有让朋友了解的必要。这样,诗人又写了四句。“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前句细腻,后句空旷,放在一起便是一幅颇有层次的水边夜色图。这二句点出了“夜别”,还照应了“维舟”二字,不过更深一层的意思还在于景中寓情,景中有人,若与前四句结合起来,便不难构成冷月寒江一孤舟,人自伤心水自流的境界。那寂寞的情怀,失落的迷惘惆怅,自在不言之中,真是“情词宛转,浅语俱深”,无怪它早已被人列为何诗的佳句了。最后二句是悬想自己回家后的感情:“方抱新离恨,独守故园秋”,离恨犹在,故园独守,那是倍感孤寂的。如此思愁难遣,则友情之可贵,友人在心中的位置,是不须明说的了。
此诗的一二句是两面分写,三四句将两面合写,五至八句尽吐己之羁愁离恨,前两层皆为此蓄势,其重点在第三层,抒发对送者的日后思念之情。这种人已分、思不断、愁更深的深情绵邈的诗句,那友人读之,其情如何?这更是诗的余情、余韵了。“何之难摹,难其韵也”(陆时雍《诗镜总论》)!正道出了何诗的又一个特色。
这首诗以诗的形式,正确评价了谢脁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对这位文坛奇才过早地死于非命,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感伤。诗人沈约雅爱谢脁的五言诗,他经常赞叹:“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此诗前四句就是这一高度评价的具体化。诗人沈约认为,谢脁才华杰出,荦荦独占文坛鳌头,具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其诗之“调”与“思”都与众不同。诗思高华,追风逐云,灵秀而飘逸,固非常人可以攀比;而诗的铿锵音调,优雅动听,都堪与音乐之声媲美,犹令人赏心惬意。这里的“调”,已不仅仅是指诗的自然音节,也兼指沈约、谢脁等人率先追求的诗的人工音律,即声律。诗人沈约醉心于追求诗的声律之美,他著《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谢脁、王融等人积极响应,身体力行,把沈约的声律说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风靡一时的“永明体”。沈约和谢脁都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而“永明体”实际上成了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桥梁。由此可见,在对诗的“调”的认识与追求上,他们是灵犀相通、默契一致的。所以,沈约这里称赞谢脁诗“调与金石谐”,确是知音之评。
后四句对谢脁的不幸遭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沈约这里先盛赞谢脁品质高洁,接着一曰“忽随人事往”,“人事往”指非自然死亡,而“忽随”二字更透露出非同寻常的意味,暗示谢脁是死于非命;二曰尺璧之质而与丘壤同污,埋没于地下,实在可叹可惜。这样,诗人便在这里着意造成了品质之优秀和生命之短暂的反差,由此发抒出对谢脁不幸遭际的无比惋惜之情,感情激烈、发露,溢于言表。
爱其美才而悲其横死,是此诗的主旋律。全诗评骘公允,不谀不贬,因而成为品评谢脁的千古不易之辞;真情率意,不假雕饰,因而又是千古悼亡怀友的传诵之作。
这首曲子写作者与青山白云相亲相爱,不求富贵、淡泊明志,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高尚情操。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开头以工整的四言对偶句开端,节奏平稳轻快。“青山”“白云”两个意象,色彩柔和,形象鲜明,激起人们的联想,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片优美的山林风光。在“青山”“白云”之后,分别缀以“相待”“相爱”,不仅把“青山”与“白云”巧妙地人格化了,两个“相”字连用,更展现了山林风光的魅力和作者在大自然中陶醉之态。青山与作者互相期待着,白云与作者相互爱恋着,在作者眼里,大自然的一切也都和自己一样,是富有生命、具有感情的,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美趣的发现与再现,以及在这美趣背后的寄托与意蕴,都能得以完满的显现。第三句紧承前一、二句而来,补足其乐于隐居山林之意,酣畅饱满。“紫罗袍”与“黄金带”指做大官,而在前面衬以“梦不到”三字,作者厌恶官场、弃绝功名富贵的态度便跃然纸上了。“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这四句与前三句比照,结构一样,同样是先写景后抒情,但在意境上又有新的开拓,在节奏上又有新的变换。前三句抒的是由当前现实所产生的厌恶官场之情,而这四句所抒叹的是对朝代更替和历史人物成败所产生的慨叹。虽然所处是一陋室,但由前三句可知,一定是在白云缭绕的青山之间,其清幽可以想见,野花在四周烂漫地开放着,充满了生机和野趣。在这样的环境下,“谁家兴废谁成败”,就由他去吧。在前面加上了“管甚”二字,表现了作者与世无争的态度。“陋巷箪瓢亦乐哉”,作者以古代贤人颜回自况,进一步表现了安贫乐道的志趣,说明他的“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并非真正的忘世,而是守道而已。“贫,气不改;达,志不改。“最后的对偶句,斩钉截铁,器宇轩昂,戛然而止,收煞全篇,掷地有声。这两句将《论语·学而》“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及《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加以高度概括,将思想的高度和情感的强度有力地向前推进一层,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气节。从全曲的思想内涵看,最后这两句正是曲眼,乃点睛之笔。
这是一首言志曲。它表达出了作者的一片浩然之气,真正达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境界。
花间词词风秾艳,辞藻华丽,多为闺阁香艳之词。张泌现存的九首《浣溪沙》亦多写深闺绣闱,怜香惜玉,散发着脂粉气,但这首《浣溪沙》却别富情调,生动活泼。
这首词写一募小小喜剧,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曾戏谓为“唐朝(应为“五代”)的钉梢”。封建时代男女防闲甚严,而在车马杂沓,上女如云,男女界限有所混淆的游春场合,就难免有一见钟情式的恋爱、即兴的追求、一厢情愿苦恼发生,难免有“钉梢”一类风流韵事的出现,作为对封建禁锢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
首句直入情节:在游春人众归去的时候。从郊外进城的道路上一辆华丽的香.车迤俪而行,一个骑马的翩翩少年尾随其后。显然,这还只足一种单方面毫无把握的追求。也许那香车再拐儿个弯儿,彼此就要永远分手。只留下一片空虚和失望——要是没有后来那阵好风的话,“东风”之来是偶然的。而成功往往不可忽略这种偶然的机缘。当那少年正苦于彼此隔着一层难以逾越的帷幕时、这风恰巧像是有意为他揭开了那青色的绣帘。虽是“斜揭”,揭开不多,却也够意思了:他终于得以着见他早想见到的帘后的那人。果然是一双美丽的“娇眼”,而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慢回娇眼笑盈盈”。这样眼风,虽则是“慢回”,却已表明她在帘后也窥探多时。这嫣然一笑。是下意识的勾引,是对“钉梢”不动声色的响应,两情相逢,生这场即兴的迫求势必要继续下去了。
这盈盈一笑本是一个“消息”,使那少年搔首踟蹰,心醉神迷,但没有得到语言上可靠的印证,心中小踏实,故仍觉“消息未通”。而进城之后,更不能肆无忌惮。“消息未通何计是”的问句,就写少年的心理活动,颇能传焦急与思索之神。情急生智——“便须佯醉且随行”。醉是假的,紧随不舍才是真的。这套“误随车“的把戏,许能掩人耳目,但瞒不过车中那人。于是:“依稀闻道太狂生!”
香车驶入长安了,正当男的左右为难,要不要继续跟踪下去之时,东风来帮忙,它掀起马车的布帘,里面露出了少女的容颜,女主角正在笑嘻嘻地看着他呢,原来流水也有情,男主角燃起了希望,但少女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没有交谈,男主角无法明确,只好继续跟着马车行走。可是在城里面,这样明目张胆地跟踪女性车驾太嚣张了。爱情是智慧的催化剂,灵机一动,男主角假装喝醉了,跌跌撞撞地跟着马车行走。这种小算盘可逃不过少女的心思,少男模糊地听到少女在车里笑骂:这个男的啊,太轻狂了。剧情到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则是丰富的想象。少女对少男的心意怎样,是佯怒实喜呢,还是其他?两人之间会不会演出红拂夜奔或待月西厢的剧情呢,则更让人期待了。这突来的一骂富有生活的情趣。鲁迅说:“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语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二心集·唐朝的钉梢》)这里的一骂虽然不一定会马上引起扳谈,但它是那盈盈一笑的继续,是打情骂俏的骂,是“大有希望”的“消息”。将词意推进了一步。
词到此为止,前后片分两步写来,每次都写了男女双边的活动。在郊外,一个放胆追逐,一个则秋波暗送;入城来,一个佯醉随行,一个则佯骂轻狂。前后表现的不同根据在于环境的改变。作者揭示出男女双方内心与表面的不一致甚至矛后。戮穿了这一套由特定社会生活导演的恋爱的“把戏”。自然产生出浓郁的喜剧效果。此词不涉比兴,亦不务为含蓄,只用白描抒写,它开篇便入情节。结尾只到闻骂为止,结构紧凑、简洁。所写情事,逼肖生活。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