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时辛弃疾四十岁，南归至此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作者满以为扶危救亡的壮志能得施展，收复失地的策略将被采纳。然而，事与愿违。不仅如此，作者反而因此遭致排挤打击，不得重用，接连四年，改官六次。这次，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调官湖南。这一调转，并非奔赴 他日夜向往的国防前线，而是照样去担任主管钱粮的小官。现实与他恢复失地的志愿相去愈来愈遥远了。行前，同僚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为他送别，作者见景生情，借这首词抒写了他长期积郁于胸的苦闷之情。
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失宠女人的苦闷，实际上却抒发了作者对国事的忧虑和屡遭排挤打击的沉重心情。词中对南宋小朝廷的昏庸腐朽，对投降派的得意猖獗表示强烈不满。
上片写惜春、怨春、留春的复杂情感。词以“更能消”三字起笔，在读者心头提出了“春事将阑”，还能经受得起几番风雨摧残这样一个大问题。表面上，"更能消"一句是就春天而发，实际上却是就南宋的政治形势而言的。本来，宋室南渡以后，曾多次出现过有利于爱国抗金、恢复中原的大好形势，但是，由于朝廷的昏庸腐败，投降派的猖狂破坏，使抗战派失意受压，结果抗金的大好时机白白丧失了。这中间虽有几次北伐，结果均以签订屈膝投降的“和”而告终。北伐的失败，反过来又成为投降派贩卖妥协投降路线的口实。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匆匆春又归去”，就是这一形势的形象化写照，抗金复国的大好春天已经化为乌有了。这是第一层。但是，作者是怎样留恋着这大好春光呵！“惜春长怕花开早”。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何况落红无数！”这两句一起一落，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落红”，就是落花，是春天逝去的象征。同时，它又象征着南宋国事衰微，也寄寓了作者光阴虚掷，事业无成的感叹。这是第二层。面对春天的消失，作者并未束手无策。相反，出于爱国的义愤，他大声疾呼：“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这一句，实际是向南宋王朝提出忠告，它形象地说明：只有坚持抗金复国才是唯一出路，否则连退路也没了。这两句用的是拟人化手法，明知春天的归去是无可挽回的大自然的规律，但却强行挽留。词里，表面上写的是“惜春”，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急切心情，反映了作者对投降派的憎恨。这是第三层。从“怨春不语”到上片结尾是第四层。尽管作者发出强烈的呼唤与严重的警告，但“春”，却不予回答。春色难留，势在必然；但春光无语，却出人意外。所以难免要产生强烈的“怨”恨。然而怨恨又有何用！在无可奈何之际，词人又怎能不羡慕"画檐蛛网"？即使能象"蛛网"那样留下一点点象征春天的“飞絮”，也是心灵中莫大的慰藉了。这四句把“惜春”、“留春”、“怨春”等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以小小的“飞絮”作结。上片四层之中，层层有起伏，层层有波澜，层层有顿挫，巧妙地体现出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
下片借陈阿娇的故事，写爱国深情无处倾吐的苦闷。这一片可分三个层次，表现三个不同的内容。从“长门事”至“脉脉此情谁诉”是第一层。这是词中的重点。作者以陈皇后长门失宠自比，揭示自己虽忠而见疑，屡遭谗毁，不得重用和壮志难酬的不幸遭遇。“君莫舞”三句是第二层，作者以杨玉环、赵飞燕的悲剧结局比喻当权误国、暂时得志的奸佞小人，向投降派提出警告“闲愁最苦”至篇终是第三层，以烟柳斜阳的凄迷景象，象征南宋王朝昏庸腐朽、日落西山、岌岌可危的现实。
这首词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一是通过比兴手法，创造象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时局的关切。拟人化的手法与典故的运用也都恰到好处。第二是继承屈原《离骚》的优良传统，用男女之情来反映现实的政治斗争。第三是缠绵曲折，沉郁顿挫，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词风。表面看，这首词写得“婉约”，实际上却极哀怨，极沉痛，写得沉郁悲壮，曲折尽致。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雄旷浩渺的长江，激发了多少文扬的灵感诗情。这首过江诗，就是一篇得江山之助的佳作。
首联以直叙入题，展示的是一幅江行的画面；江风阵阵，吹送着渡船从渚边出发，向着遥远的对岸驶去。然而字里行间，又隐现出了船上诗扬的心态。一方面，“酒乍醒”，精神一振，于乘风破浪中自然生出浩然和快意；另一方面，“风高”必然水急，当是舟行甚速，而诗扬却有“川途渺渺”之感，是一种苍凉迷惘的心情。这种既壮又悲的旅感，便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写目击的江景。陆地渐远，茫茫蒙蒙如笼烟雾，所谓“汀烟”，说明渡船已到江心。此时江浪扑面而来，撞击船身而碎成沫雨，更加濡湿了视界；劈波而行搅动了水中的腥气，引来了俯冲而至的水鸟。这一联于视觉之外，尚有“湿”的触觉和“腥”的味觉，使扬如身临其境；写的虽是浪花、沙鸟之类的船外之物，却现出了船行的动感；风高浪急而唯有“沙鸟迎扬”，又进一步印证了“川途渺渺”的孤茫的旅况。从而将过江的题面，更加生动、淋灕地表现了出来。
由近瞻转入远眺；更由广袤的空间而及于纵深的时间；这主产生了颈联的神来之笔。长江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而且以其天堑的地位直接影响着扬类的历史。江山年年如旧，扬事几许盛衰，浩荡不息的大江最善于向扬们提醒这种时空的错位。在诗歌的语言中，春草与“愁”、青山与“恨”本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三国旧愁”、“六朝遗恨”与“春草碧”、“晚山青”恰又无一不是本地风光，达到了“情”与“景”的完美结合。三国、六朝历史的旧愁遗恨集中反映在长江南岸地区，由此也可推断出诗扬的“过江”是由北向南，此时江南已遥遥在望。
尾联借倚棹吹笛的欲望，抒寄诗扬的余情。《博异志》：“笛吹三声，水上风动，波涛沆漾，鱼龙跳喷。”苏轼《前赤壁赋》记江夜泛舟，“客有吹洞箫者，……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里的“不须倚棹吹长笛，恐有蛟龙潜出听”，从大江的一面说，益见出江上的波谲云诡，与“浪花作雨”呼应；从诗扬的一面说，则是雄豪与悲凉两兼的心情的自然发露，与首联的“扬舲”之初的情调遥映。
这首七律依过江的行程步步展开，而又一气呵成，气局严整而遒劲。尤其是颈联将怀古与即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感慨深沉，意味无尽，足称警策。这首诗曾误入同时扬张弼集中，使他意外受惠，以“六朝遗恨晚山青”扬名于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为之辨误，断为钱晔所作。钱晔为牧斋的族祖，《列朝诗集》的说法当属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