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诗主要描写剽悍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能骑善射。万里晴空之下,辽阔草原之上,数百名健儿纵马驰骋。忽然,一枝响箭穿向云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刻勒马伫立,昂首放目,凝神远望。诗人仿佛是一名技艺超群的摄影师,迅速抓住这瞬间的景象,拍下一个精彩无比的镜头,并且贯注了诗人炽热的主观感情。
在这首诗中,诗人先用“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两句来描写一枝飞箭风驰电掣地刺入高空。《汉书·匈奴传上》:“冒顿乃作鸣镝。”可知响箭是北方少数民族习用的武器,“直上”,表现箭射出后的锐不可当之势。“一千尺”,写箭的射程之远。“天静无风”,不单写出了草原上空的清明宁谧,也写出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寥廓无边。因而那飞箭的呼啸之声就掠过大地,响彻云霄,传送得更加清晰、更加嘹亮、更加遥远——“声更干”。云气潮涩,回音必滞,器物浸润,发音必沉;于是诗人以表现燥性的“干”,来形容箭声的轻脆、尖厉,可谓一字传神。刘克庄《黄蘖诗》说“疏林霜下叶声干”(《后村大全集》卷五),联系落叶的飘然而下的形态,“干”字就用得不是地方,倒不如“萧萧”二字能曲尽其妙。与刘克庄同时略早的徐玑在其《晓》诗中说“犹干竹叶声”(《二薇亭集》),以“干”状风竹之飒飒作响,亦不尽妥帖。惟独形容“天静无风”中“鸣骹”之声用“干”为逼肖。这里,诗人扣着“鸣骹”绘影绘声:上句“直上一千尺”,属于视觉感受,侧重写高,箭身一点,箭影如线;下句“无风声更干”,属于听觉感受,侧重写远,箭声震荡于旷野之上,而这旷野之上的天幕,又恰为箭身、箭影的深色点、线提供了面的浅色背景,点、线、面相互结合而成天然精巧的构图。
写了天上的“鸣骹”之后,诗人紧接着写地下仰看“鸣骹”的人,这就是诗的后两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碧眼”在这里既突出了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又切合此时抬头望箭的规定场景,还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人物的内在情感与外在风采,都可以通过它来集中体现,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眼珠)中”(东晋画家顾恺之语)。王安石的《明妃曲》诗说“明妃初嫁与胡儿”(《王文公文集》卷四十),欧阳修的和诗也说“维将汉女嫁胡儿”(《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都以“胡儿”称外族年轻人。而在柳开诗中则更包含着亲切的语调。“碧眼胡儿三百骑”,描绘一队少数民族的年轻骁骑,句中虽只排列名词,实是以静写动,使人想像那眉宇间流露着威武气概的草原汉子们扬鞭跃马、奔逐追驰的热烈场面。“尽提金勒向云着”,则又以动写静:拉紧了马缰,抬起了望眼,一个接一个的动作霎时聚落在全体骑手的屏气凝视中;正见喧腾,忽归沉静,“向云看”的“三百骑”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鸣骹”所吸引,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宛如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种雕塑型的美。唐人李益有一首题为《从军北征》的边塞诗:“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末二句,写“征人”因闻笛思乡始翘首望月,情原非由所“看”之“月”引起,“月”仅作为乡心之寄托,故而茫然“回首”,格调低沉、色彩灰暗,且无雕塑型的美。对照起来,柳开诗可谓青出于蓝了。 因为是一首绝句,字数有限,诗中就难以面面俱到地展开一个全过程。诗人恰能利用短小篇幅,舍弃次要情节,捕捉最为精彩动人的意象,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性格与尚武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宋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柳开生活在北宋初年,宋诗尚未形成铺陈直述,以议论说理见著的特色。同样的内容,在欧阳修诗里却是“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的质直表现。后来苏辙出使辽国时,在《虏帐》诗中也是“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钓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栾城集》卷十六)的夹叙夹议。比较起来,柳开此诗犹有唐人风韵,空灵蕴藉,情辞丰腴。在以意趣气骨、拗折瘦劲取胜的宋诗中,也应算是别具一格的了。而柳开曾经“部送军粮至涿州”,“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并且“善射”、“倜傥重义”(《宋史·柳开传》),则又表明《塞上》诗写得如此成功,乃是与诗人身历其境,具有实际生活体验紧密相关的。
贾岛的《宿山寺》载于《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三。首联突出佛寺之高,颔联描写夜景之奇,颈联体现了山顶的高远幽深,尾联烘托出山上环境的幽僻。诗歌风格清幽淡雅,语言精练,尤其是颔联两句突出了诗星炼字的精妙,为后星所激赏。
“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从视觉形象写起:群峰高耸,山,无需多着墨,用一“寒”,其色自青,翠色浮空,透出一片寒意;而“耸”字极神,山高,峰极为挺拔。诗星投宿的寺院就坐落在群峰环绕的一座山峰的绝顶之上。作者用了水墨画的技法,勾画出山寺孤峙高寒的特点。
颔联始见奇笔,“流星透疏水”,星本不动,影落水中,水流而反似繁星流动,流淌中,繁星随水而逝,非是夜空中闪亮划过夜空之流星,空明澄净,引星入胜。最奇者,诗星竟把水分为疏和密,疏而能透,繁星倒影水中,厚密则显浊混,难以透莹光也。诗星之所以称为诗星,其感觉必异于常星的。月本不移,而片云飘移,云行而反似月走,且为两物相逆而行,诗星短短五字,尽也。观察之细致,构想之奇瑰,非一颗敏感之心性不能为之,令星拍案叫绝。这两句的妙处渲染出空山幽寂清玲的气氛,有力地衬托了山寺的凄冷荒寂。
“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从自然景观转星星事议论。“绝顶星来少”,是说山寺因在绝顶而星迹罕至,揭示了山寺的远离市尘。“高松鹤不群”,写独鹤单栖高松之上。鹤为仙禽,青霄遗举,不于鸡鸳为伍,本即离尘脱俗,益以古刹旁之高松,巢在其上,倍显其了无俗气,卓尔不群。松鹤在古典诗文中,常作为高洁与长寿的象征,现在看到松鹤,自然使星想到植松养鹤之星。这就为下面写寺中高僧作了铺垫。
“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两句,写寺中只有一位八十岁高僧,虽然久经春秋,却双足未曾落于尘世,一直与世无争。读到这里,回头再看“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二句,正是展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这位僧星的生活环境。推之全诗,可以看出,有此众岫环抱空寂之山,才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才有此超然世外之僧;而身临其境,投宿其寺,亲见其僧者,唯有诗星一星而已。如是,诗星的襟怀意趣不言可知。这正是作者立意的高明之处。
全篇一山,一寺,一星,一水,一月,一云,一松,一鹤,一僧,来此一宿,不禁烦襟涤尽,皈依之念顿生。众岫之寒,流星之烁,林木之疏,走月之逆,片云之行,松巢之高,仙鹤之不群,老僧之混沌,契合一体,诗星的笔意,地僻境清,远离俗世,胸襟高洁,超群之致,随手拈来,流露于字里行间,实在令星叹而观止。
这首诗完全不用一般人所熟习的诗的修辞。除了押韵和五言句这两个诗的特征之外,可以说全是散文的表现法。因此,讲这首诗一点也不费力,思想段落仍是四句一绝,我们现在把它译成散文:第一绝说:从去年开始落一个牙齿,今年又落了一个,不久便连续落了六七个,看来落势还不会停止。牙与齿虽然有一点区别,但这里是互文同义。第二绝和第三绝说:“留存着的牙齿都在动摇了,看来总要到落尽才完结,想当初落下第一个牙齿时,只觉得口中有了缺缝,怪羞人的。及至后来又落下两三个,才耽忧年寿衰老,恐怕快死了。因此,每一颗牙齿将落的时候,常觉得中心懔懔。第四绝描写将落的牙齿。歪斜颠倒,既妨碍咬嚼,又不敢用水漱口,可是它终究还是舍弃我而落下了。这时我的情绪好比崩塌了一座山似的。“叉牙”是个连绵词,歪斜旁出之意,是状词,不是名词。第五绝和第六绝叙述习惯于落齿的心理状态。近来已经对于落掉牙齿习熟了,落一个,也不过和上一个差不多,现在还留馀二十多个,也有了思想准备,知道它们会得一个一个地落掉。如果经常是每年落一个,那么还可以支持二十年。如果一下子全部落光,那么,和慢慢地落光也是一样。第七绝说:有人说,牙齿在掉了,看来生命也靠不住了。我说:人生总有一个尽头,寿长寿短,同样得死。第八绝说:有人说:牙齿落空了,左右的人看了也会吃惊。我说:庄子有山木和鸣雁的比喻,山木因不中用,故得尽其天年;雁因为能鸣,故得免于被杀,可知有才与无才,各有好处。我的牙齿落光了,说不定也是喜事。第九绝说:落了牙齿,说话多误,那么就经常缄默也好。没有牙齿,不能咬嚼,那么就专吃软的东西,也同样味美。最后两句是结束:因为歌咏落齿,就写成了这首诗,常常用它来给老妻和孩子们读读,让他们惊笑。
全诗只用了一个《庄子·山木篇》里的典故,此外没有必须注释才能懂的辞句,我们演译为散文,宛然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小品文。牙齿一颗一颗地落掉,是每一个渐入老年的人都会遇到的事。作者就利用这一件平常的事,描写他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情绪。从紧张到旷达,从忧衰惧死到乐天知命,整个过程,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态度,是从执着到自然,基本上还是老庄思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也可以说,作者不因落齿而消沉,对人生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表现方法,在初、盛唐诗中,确是不曾有过。因此,韩愈的诗和文,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文学。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的序文中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这是记录了当时人对韩愈的态度:始而惊讶,继而讥笑,最后便大施攻击。但韩愈并不动摇,他坚守他的原则:第一,不用陈辞滥调。第二,有独创的风格。他说:“若然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这是说:如果跟着一般人的路走,而没有独创的风格,在当时虽然不被人排斥为怪,可是也必不能流传到后世。从此也可以了解,韩愈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文艺创作,不是迎合当世,而是有意于影响后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为将来的。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实现革新的目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是“师古”,要向古圣贤人学习。他说:要学习古人的意,而不是学习古人的文辞。“师其意,不师其辞。”就是“务去陈言”和“能自树立”。他的散文,以“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师,就是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同样,他的一部分诗,虽然当时人以为怪,其实也还是远远地继承了汉魏五古诗的传统,或者还可以迟到陶渊明。从陶渊明以后,这种素朴的说理诗几乎绝迹了三四百年,人们早已忘记了古诗的传统,因而见到韩愈这一类诗,就斥为怪体了。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