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曲描写小城镇中的闲居生活，发出了岁月流逝，年华易老的感慨；末两句更是表达了功业未成的懊恼与愤懑。全曲化用前人诗句，对仗工整，语言精巧流畅。
“有待江山信美，无情岁月相催”，开首两句由杜甫《后游》中的“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化来，这一句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写江山仿佛有情，期待着自己的美丽能够为人所赏识，“有待”二字，将江山自然赋予了顾盼神飞的灵动之色，使读者忍不住升腾起一股对自然的怜爱之情。但无奈的是，江山虽然多请，岁月却摧残人老，“无情”二字，语虽平常，却已将作者的悲凉之情、不平之意倾泻殆尽。
“东里来，西邻醉，听渔樵讲些兴废”，这三句是对上句“无情岁月”的阐发，也即作者这些年如何打发年复一年的无情岁月。“东里来”“西邻醉”两句采用了互文手法，上下相互映衬补充，写作者同左邻右舍的交往，大家推杯换盏，醉后胡乱谈一通古今，“听渔樵讲些兴废”，日子便也一天天这么过去了。其实，“听渔樵讲些兴废”是元代散句中常见之句，意谓朝代的兴废、帝王的更替，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过眼云烟，不过能给渔樵屠夫增加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如此一来，这首小令便由作者对自我身世的感慨扩大到了历史兴亡的思索上，可谓引人深思。
结尾二句，是作者对自己不平之气的抒发。“依旧”一句，得自马致远《金字经》中“困杀中原一布衣”的诗句，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作者潦倒半生，如今年华老去，却仍然一事无成，仍旧是区区一介布衣，这如何能不令人伤悲。
作者难以抑制自己的悲愤心情，故而说出了“更休想麒麟画里”这样的激愤之语。“休想麒麟阁”，似乎表示作者已经对仕途官场绝望，但其实，任昱并非不想如历史上那些贤臣名将那样建立青史留名的功业，只不过生于乱世，受条件限制不能如愿罢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元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
这首诗前两句是比：“伯劳”，亦称博劳，又名鵙，是一种健壮的益鸟。“黄姑”是河鼓的转音，即牵牛星。以东来西去的鵙与燕，以隔河相对的牵牛与织女，比喻彼此常常相见却不得相亲相近的情景。
接下来的四句，是作者以诗中男子的立场，即目即事所作的实景描写："对门居住的是谁家的女儿呀？那张笑脸和乌亮的头发照亮了整个儿闾里。那女儿容光焕发，无论她是站在南窗内还是北牖下，都想象似在那挂一个明亮的小太阳，且连那罗帐和细绫制的绣帘都溢散着脂粉的芳香。那姑娘年仅十五六岁，窈窕无双，面如美玉，堪称绝代佳人。“
诗的最后两句，是由此引起的兴叹：“哎，如此隔街相望下去，一旦那佳丽三春已暮，花从风落，岂不空留下一片可怜！那时她又将随何人而去？”
此诗以“实理实心”描写了一位男子对一位少女的恋慕之情。肝胆剖露，不事浮饰。因而后来唱和者甚广：上起萧衍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下至唐代李暇，仅《乐府诗集》就以同名同题收列了十首之多。然而论起造诣，却无后来居上之感，大多不及萧衍这首朴实大方。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赠王粲》是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三曹”之一曹植的一首赠人之作。作者通过该诗劝勉王粲不要思虑太多并流露出自己虽有心提携却无能为力的遗憾。该诗写得委婉深厚，十分感人。
该诗的头两句“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就点出游于邺城之西的原因：端坐愁思当然是苦闷的，所以要去找朋友们聊聊，使苦闷得以排遣。“揽衣”二字用得生动传神。
“树木”二句写景，“发春华”点明是春天的景色，“清池”句写水景。在这个山明水秀的幽静景致中，作者发现了“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作者用“孤鸳鸯”喻王粲。用“求匹俦”指寻求同辈间的友谊。不过从后两句诗的意思看，似乎还有潜台词。大约对方希望与曹植既是朝夕相处的好友，又愿在曹植的麾下做事。否则，“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两句就不好理解。曹植对王粲这样的人才和朋友当然是珍惜的，可是愿望终究代替不了现实，“无轻舟”就是比喻作者自己没有权势，无力重用王粲。
“欲归忘故道，顾望但怀愁。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这四句是写作者不能“执此鸟”而依恋回顾、不忍离去，“悲风”从身边吹过，久立其地直到太阳落山。这与王粲诗有相似之意：“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风飙扬尘起，白日忽已冥。”只是该诗在表达眷念之情时显得更深厚些、更悲切些。
最后四句，作者宽慰王粲：“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劝勉对方不必多虑多忧，相信雨露会润泽万物的。这里以“重阴”喻曹操，暗示曹操会给他好处的。可谓用心良苦。有人认为：“多念”和“百忧”是指王粲整个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感情，例如遭乱伤时，目睹民生疾苦，发悲怆之词等等，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从全诗立意与创作背景来看，主要还是为王粲在《杂诗》中所涉及到的具体思想而发的。王诗的末四句是这样写的：“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末二句与前面“褰袵欲从之，路险不得征”呼应，这样，意思就够清楚了。
作者在这首诗中采用了比兴寄托的手法，以“鸟”比喻对方，从“鸟”对人和人对“鸟”的态度和情意方面着笔，表达自己对朋友的诚意和自己力不从心的歉意。比兴寄托的手法虽然比较隐微曲折，然而读者一旦明白其中喻义，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用意了。这首诗所描写的客体是“鸟”，这是含蓄的一面，但诗的主体（作者）却是明朗化的，在表露自己的情感方面则是真诚坦率的，做到与朋友交心，不掺半点虚假成分。
这首诗的语言清新流畅，具有文采。节奏舒缓，韵味悠长。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