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词写及时行乐，但也带着时代的阴影。深感良辰难再，须得及时行乐。及时行乐的后面深藏着隐痛。况周颐在《餐樱馆词话》中评价前一首词“语淡而沈痛欲绝”。汤显祖在《玉茗堂评花间集》中对于两诗词的评价分别是：敲醒世人蕉梦，急当着眼。“自是寻春去较迟”情痴之感，亦负心之痛也。摘得新也，自不落风雨之后。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起两句十二个字，连用四叠字：云淡淡，知是疏云；雨潇潇，应是小雨，如李清照《蝶恋花》词：“潇潇微雨闻孤馆”，而非“风雨潇潇”（《诗·郑风·风雨》的“暴疾”（朱熹《诗集传》）的急风骤雨。淡云无语，细雨有声，这淅淅沥沥的声音，暮暮朝朝一直传入人的耳畔，怎能不使人生愁，故开篇的一个字即云“愁”。叠字的连用，又加强了烘托气氛，渲染环境，状物抒情的作用，“别来应是”，语气十分肯定。由于是知己，心心相印，我既为你生愁，你对我必然如此。“眉峰”，源于“（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西京杂记》）。后言女子眉之美好。康伯可《满庭芳》“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又，眉峰犹眉山。韩偓《生查子》词：“绣被拥娇寒，眉山正愁绝”。“翠减”，是因为古代女子用黛画眉，黛色青黑。欧阳修《踏莎行》：“蓦然旧事心上来，无言敛皱眉山翠”。“腕玉”即玉腕的倒置。秦观《满庭芳》：“玉腕不胜金斗”。三四两句总写人的无心打扮，懒于梳理。古云：“女为悦己者容”。《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说得最明白：“有甚么心情将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这是男方设想对方“别来应是”如此，由于“心已驰神到彼”，故“诗从对面来”。柳永的“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便是。
下片专从自己方面来叙相思。轩“小”而“独”，即使欲排遣愁也不可能，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直逼出一句“情绪好无聊”。这句浅白直率，却是一句大老实话。同是周邦彦的“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这些写刻骨相思的率直语言，张炎认为“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者”，“所谓成浇风也”（《词源·杂论》）。况周颐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说：“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蕙风词话》卷二）。后说为是。对“情绪好无聊”亦应作如是观，因为它表现了“至真之情”，虽“说尽而愈无尽”。结三句用笔潇洒，语淡味浓。萱草别名很多，通常又称鹿葱、忘忧、宜男、川草花、金针花等等。嵇康写进他的《养生论》：“合欢蠲愤，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诗经》叫它谖草。《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传》：“谖草令人忘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除重复上面的话，并引李九华《延寿考》云：“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然唐宋诗人孟郊、梅尧臣等对“忘忧”都提过质疑。“一丛萱草”的本意是说：相思情切，即得萱草，也不能忘忧，暗含有刘敞（原父）诗意：“种萱不种兰，自谓可忘忧；绿叶何萋萋，春愁更茫茫”。“几竿修竹”，取意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中的“佳人”有高节的情操，故与“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刘禹锡《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的竹并列。这句赞对方的品德。最后以缠绵不尽的相思作结：“数叶芭蕉。”芭蕉在诗词中一向是愁的象征。唐人张说《戏草树》诗：“戏问芭蕉叶，何愁心不开。”李商隐《代赠二首》其一：“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煜《长相思》词：“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萱草，修竹，芭蕉，或许“小轩独坐”目之所见，但均有蕴意。三句皆缀以数目字，联系开头的四叠字，尤觉意韵悠远，辞情并茂。顾景芳谓小令应“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场”（田同之《西圃词说》）。求之于此词，信然。
诗中访友诗的套路展现出了散文化倾向。诗的前六句是一种明快流程的交代：径——壑——门——阶——室——窗——壁。谈不上行云流水，却能窥见这首诗的门户：乍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辞章搭配得体，步履从容，但揣度二三，就为这笔清晰的流水账而叹息，怪它没有更丰富的诗意进项。但这种责怪，并不殃及散文化倾向，对散文化现象需要一次又一次关乎价值观的认识；散文化的感觉跟一首诗有头有尾进行某种叙事的憧憬有关，这首诗在较短的篇幅内寄情于一桩事情的脉络而非关于这件事的激情，就极有可能显示出散文化的特征。
从作者的立场看，在构思（哪怕是即兴发挥）之际，“不遇”的结果已经发生，他所进行的描述依然显得较为重视“不遇”之前兆，就好像那些依次展开的芳踪是一首诗最大的卖弄点。径之石、壑之丹、门之松、阶之闲、室之禅、窗之见、壁之生……联袂演出的情景剧并不比停顿下来独观一物更划算，他只是需要记录这一流程来测试一首诗的雅量。而这些场景的铺垫明摆着朝“不遇”的主题靠拢，对景物的过度描写已预告人的次要性。
根据诗词断定：作者不可能反写实际情况，明明山僧不在，却在诗句中假想两人会谈的幽趣。诗在当时似乎还不致走到这一步。青苔、鸟迹、白拂、尘埃、无人……这一系列的环境元素虽契合抒情诗的表征，却奉献事实性依据，也就是说，看起来挺雅致的，但本质上只是一连串基本事实。只不过“青苔”一类的事实又不限于其本身的属性，已不可避免侵入了情态的细菌，滋生出属于修辞层面的意义。
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补偿：由于山僧不在，他必须从这一无人情境中获取诗的慰藉。不在之妙在于他反而可以凭空想像“了然”的主题性意趣。无需一位具体的僧人启发，他就可以从虚空中找到信仰的入口。乃至于云、雨的亮相也有不俗表现，使他不去思索山僧出门去干什么，以及有这么出色的所在，山僧为何还要滞留在他处。他仿佛是这一境界的独占者，山僧的所有者属性已显得次要：他为自己碰巧得到这么一块临时的乐土，与此前所行居的尘世保持对峙，而倍感欣慰，甚至这时听到猿声也不免理解为这是一种得体的、赞同他的伴奏。
从事后的记述人角度看，作者能了解下山返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这一旅程中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触及这一范畴，而是终止在一次世界观的洗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