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酒百篇呼太白。傲人世、醉中一息。何日归赋来，水之南、云之北。
斗酒百篇呼太白。傲人世、醉中一息。何日归赋来，水之南、云之北。
此词为作者远役怀人之作。词的上篇纯写境界，描绘作者旅途所历北国风光，下篇展示回忆，突出离别一幕，着力刻绘伊人形象。
本词上片开始几句，作者将亲身经历的边地旅途情景，用概括而简练的字句再现出来。“胡马”两句，写风雪交加，呼啸的北风声中，夹杂着胡马的长嘶，真是“胡马依北风”，使人意识到这里已离边境不远。抬头而望，“汉旗”，也即宋朝的大旗，却正随着纷飞的雪花翻舞，车马就风雪之中行进。“彤云”两句，写气候变化多端。正行进间，风雪逐渐停息，西天晚霞似火，夕阳即将西沉。“一竿残照”，是形容残日离地平线很近。借着夕阳余晕，只见一片广阔荒寒的景象，老树枯枝纵横，山峦错杂堆叠；行行重行行，暮色沉沉，唯有近处的平沙衰草，尚可辨认。
“星斗”以下，写投宿以后夜间情景。从凝望室外星斗横斜的夜空，到听任室内灯芯延烧聚结似花，还有鸭形熏炉不断散放香雾，烛泪滴凝成冰，都是用来衬托出长夜漫漫，作者沉浸思念之中，整宵难以入睡的相思之情。
下片用生活化的语言和委婉曲折的笔触勾勒出那位“宠人”的形象。离情别意，本来是词中经常出现的内容，而且以直接描写为多，作者却另辟蹊径，以“宠人”的各种表情和动态来反映或曲折地表达不忍分离的心情。
“长记”三句，写别离前夕，她浅施粉黛、装束淡雅，饯别宴上想借酒浇愁，却是稍饮即醉。“醉里”三句，写醉后神情，由秋波频盼而终于入梦，然而这却只能增添醒后惜别的烦恼，真可说是“借酒浇愁愁更愁”了。这里刻画因伤离而出现的姿态神情，都是运用白描和口语，显得宛转生动，而人物内心活动却从中曲曲道出。
结尾四句，是作者继续回想别时难舍难分的情况，其中最牵惹他的情思，就是她上前附耳小语的神态。这里不用一般篇末别后思念的写法，而以对方望归的迫切心理和重逢之时的喜悦心情作为结束。耳语的内容是问他何时能跃马归来，是关心和期待，从而使想见对方迎接时愉悦的笑容，于是作者进一层展开一幅重逢之时的欢乐场面，并以充满着期待和喜悦的心情总收全篇。
这首词写境悲凉，抒情深挚，语言疏密相间，密处凝炼生动，疏处形象真切。词中写景写事笔墨甚多，直接言情之处甚少。作者将抒情融入叙写景事之中，以细腻深婉的情思深深地感染读者。
这首词是作者借七夕来抒发自己寄寓故国之思。
上片侧重写七夕儿女幸福欢快景象。“天上低昂似旧，人狂儿女成狂”二句紧扣“新秋”，分写“天上”与“人狂”七夕情景。低昂，是起伏升降的意思。
上句说天上日落月升、斗转星移等天象变化，依然像从前一样。“似旧”二字，意在言外，暗示人狂却与自然界的景象不同，发生了巨大变化。暗逗结尾两句。
下句说人狂儿女也象从前一样，狂欢欢度七夕。“成狂”即包“似旧”之意，言外有无限感慨。在词人看来，经历过人狂沧桑巨变的人们，新秋七夕，本应深怀黍离之悲，但今天人们竟依旧狂欢。这种景象不免使词人感慨万千。
“夜来处处试新妆，却是人狂天上。”“处处试新妆”原是当时七夕风习，也是上文所说“儿女成狂”的一种突出表现。人们几乎误认为这种处处新妆的欢庆景象为人狂的天堂了。正如上文“儿女成狂”寓有微意一样，这里的“人狂天上”也含有讽刺意味。“却是”二字，言外有意，沦陷后的故国山河，已成为人狂地狱，而眼前的景象却竭然相反，仿佛人们早已忘却家国之痛，叫人无限悲痛。
下片侧重直抒词人的感受。“不觉新凉似水，相思两鬓如霜。”时狂飞逝，不经意狂，感到新秋凉意，原来夜深了。由于“相思”——怀念故国，自己的两鬓已经如白梅一样。上句写出一位重重心事的老人久久坐着默默无语，几乎忘却外界事物，下句将长期怀念结果与一夕相思的现境联接在一起给人以时狂飞逝的印象，用以突出表现作者深深的思虑。
“梦从海底跨枯桑，阅尽银河风浪。”结拍写七夕之梦。上句暗用《神仙传》沧海屡变为桑田的典故，下句以“银河”切“新秋”。诗人梦见在海底超越枯桑，又梦见在天上看尽银河风浪。这里虽明为纪梦，实为借梦来表达对于世事沧桑与人事巨变的感受。这两句尤其突出全文寄意。结末二句起到了画龙点眼的作用。有此二句，不但上片“儿女成狂”的情景讽慨自深，就连过片的“新凉”、“相思”也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
作者以自己作为独醒的爱国者与普通人相对照，抒发了自己眷怀故国的深沉悲壮的情感，是这首词构思和章法上的基本特点。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首联二句概言边塞无事，重阳佳节，众人按照传统的庆祝方式，喝酒登高，一派和熙欢乐之景。“霜威逐亚相，杀气傍中军。”颔联二句意指封常清治军雷厉风行，又能在和平时期时刻保持谨慎。“横笛惊征雁，娇歌落塞云。”颈联二句是诗人信手描写节日里战士们的欢愉活动，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些笛声、歌声里都蕴含着深深的思乡之情。“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尾联二句是称颂在封常清的英明领导下，边境安宁，因而将士们能在重阳佳节高歌豪饮。
封常清是唐朝名将，在安史之乱初期因谗言被杀，历史上对唐王朝统治者自毁长城的举动贬斥颇多，而这首诗中则生动反映了这位将领能征善战，治军严谨，同时又放达不拘与下属同乐的可贵品质。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二句，从“结庐”和“坟前”落笔，由生前写到身后，形象地总结了他的一生。林逋是个清苦的隐逸诗人。绿波荡漾的西子湖水，翠竹葱茏的湖心孤山，令这位“梅妻鹤子”的诗人留连徜徉。这面湖依山的庐舍，正是他朝夕相处之所。诗人在此，虽“家贫衣食不足”，却“性活淡好古，弗趋荣利”，杭州近在咫尺，居然“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均见《宋史》本传），足见其安贫乐道的志趣。首句侧重写的是“庐”，是述他生前，次句紧扣的则是“坟”，是述他身后。庐是于湖上青山相对，坟是修竹萧疏。前后相溶，然还有第二层的意思在里面，第一句乃是写生前之状，第二句则是想像之景了。虽是清苦冷落，但句子中表现出作者的一些自许和自得。林逋生前在庐侧造墓穴，自有长眠于湖光山色间之意。“亦萧疏”三字，示身后的萧条，正见隐士本色。
《后村诗话》说林逋一生苦吟，自摘十三联五言，唯五联存集中，梅尧臣序其诗集，更叹“所存百无一二焉，于戏惜哉！”林逋也曾说：“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但好事者往往窃记之，所以遗稿尚有数百篇。“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二句，是作者以遗稿中并无封禅书一类阿谀谄媚文字自慰，以示高洁。据《汉书·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曾从他家中取到一卷谈封禅之书。所言不外歌颂汉皇功德，建议举行“封泰山，禅梁父”的大典。林逋借古喻今，表明决不屑于像司马相如那样希宠求荣。“犹喜”，“曾无”俱为庆幸之语，感情色彩很是浓烈。这二句是林逋名句，颇为后人传诵，之所以如此，并非在于它是奇语、丽句，而是因为它表现出诗人的高尚志节。宋真宗时，大臣王钦若等伪造符瑞，怂恿真宗东封泰山，借以邀宠。林逋这两句诗是针对此事而发，立意高绝。秦观曾称赞说：“识趣过人如此，其风姿安得不高妙也！”后代文人在用司马相如草封禅书之事时，有正用反用之别，王禹偁《谪守黄冈谢表》中“茂陵封禅之书，惟期死报”之语，是正用，林逋这里是反用。对此，严有翼认为林逋要高出王禹偁一筹。以后胡仔虽颇不以为然，但林逋此二句流传之广，决非王禹偁句之可比却是事实。林逋生当北宋盛世，诗文颇有名，却淡于荣利，终生布衣，诗中所表白的，并非虚语，所透出的是一股高逸淡远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