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此词作于三十二岁,当时客居长沙。词中抒写怀人之思及飘泊之苦。据夏承焘《姜白石系年》,这是白石词中最早的怀念合肥情侣之作。白石青年时在合肥曾结识姊妹二人相交情深,后来却演化为一场爱情悲剧,使白石从此郁郁寡欢,刻骨相思。白石与合肥情侣初识合肥赤兰桥,其地多种柳,分手时为梅开时节,故白石词写及梅、柳,均与此一段“合肥情事”有关,由梅、柳而忆及旧日情侣,抒发一种绵绵不尽之相思之情,成为白石的一种思维定势和其词的一种惯性情绪。
小序记作词缘起。丙午即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人日是正月初七。长沙别驾指湖南潭州通判萧德藻,当时白石客居其观政堂。堂下有曲池,池西背靠古城墙,池畔植有枇杷竹林,曲径通幽。穿径南行,忽见梅花成林,满枝花蕾,小的如花椒,大的如豆子,少许花蕾乍开,有红梅,也有白梅。头上枝影扶疏,脚下苍苔细石,词人与朋友们漫步其间,不觉动了游兴,于是立即动身,出游城东的定王台,又渡过城西的湘江,登上岳麓山。俯眺湘云起伏,湘水慢流,终于游兴已尽,悲从中来,遂醉吟成词。
上序片词序相表里,主写游赏心情。“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古城墙下,些许官梅,红萼尚小,还不到摘花插发的时候呢。官梅即官府种的梅花,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诗,有”东阁官梅动诗兴“之句,何况梅花与柳树一样,最能钩起白石的伤心心事呢。句中几许、未宜簪等语,流露出一片爱怜护惜之情。序中既描写出梅花的各种姿态,故词中便着意于抒发情意,词较序翻进一层。”池面冰胶,墙阴雪老“,二句对仗极工整。以胶状冰,以老状雪,写出凝冰难化、积雪不融,字面生新硬瘦的是白石词笔。白石诗法江西诗派,以拗折瘦硬为追求,给人一种刚劲的感觉,形成一种深远清苦的意境。寒意犹深,解冻何时。”云意还又沉沉。“彤云沉沉,欲雪大时,加倍写出寒意。词境之幽深清苦,正暗示着词人心境之沉郁。词人有意无意,也想舒散一下郁解的情怀。”翠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禽。“于是与友人一起,闲步穿过翠藤、竹径,来到林园能幽之处。一路行来,兴致渐高,不觉谈笑风生,惊起水边栖鸟。这两句很好地表达了此时词人野兴横生,乐以忘忧的心情。下一渐字,尤能传出心境由郁闷而趋向开朗。这是大自然对人心的感发。这几句与前几句境界迥异,一边是官梅红萼,一边是冰雪寒寒,一边又是翠藤径竹和沙禽,移步换景,情随景移,真有”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处。
“野老林泉,故王台榭,呼唤登临。”歇拍以简练生动之笔,写出偕友登定王台、渡湘江、登岳麓之一段游赏。故王台榭,野老林泉,虽然泛指,但或者也不无怀昔感今之意。以前名人流寓长沙者不少,如唐末韩侂便曾避地于此,其《小隐》诗云:“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投入大自然怀抱,兴林泉之逸趣,发思古之幽情,词人一时乐以忘忧。呼唤登临四字,写出一片欢闹场景,试比较“云意又还沉沉”,前后心情已迥然不同。
下片从序言兴尽悲来四字翻出,写出追远怀人的深深悲慨。“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岳麓山上,词人极目天际,看湘云起伏,湘水缓流,顿时伤心无限,自己年年南去北来,飘泊江湖,竟为何事?白石《玲珑四犯》云:“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羇旅。”可作此词换头之诠释。陈锐《袌碧斋词话》云:“换头处六字句有挺接者,如‘南去北来何事’。”上片以呼唤登临之乐歇拍,换头挺接南去北来之悲,笔峰骤转,突兀峭拔,两相对比,大能突出词人悲怀之年深日久,以致刻骨铭心,于欢乐处犹不解释怀于往日悲情。此处有岭断云连之势。荡湘云楚水一句亦妙,写尽词人平生浪迹江湖无所归依之感。“朱户粘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朱门贴上画鸡,写人日民俗。《荆楚岁时记》云:“人日贴画鸡于户,悬苇索其上,插符于旁,百鬼畏之。”金盘即春盘,金盘所盛之燕,乃生菜所制,此写立春风俗。
《武林旧事》云:“春前一日,后苑办造春盘,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工巧。”此三句,慨叹转眼又是新年,时光徒然流逝。空叹二字,呼应换头何事二字,流露出光阴虚掷而又无可奈何的悲苦。词人所伤心空叹者何?“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柳、还袅万丝金。”全词主旨,至此才转折显现出来。忘不了,曾与伊人在西楼的美好集会,窗外,万缕嫩黄的柳丝,在春风中袅袅起舞。想垂柳、还袅万丝金,堪称佳句。
此句用一想字、一还字,便将回忆中昔日之景与想象中今日之景粘连叠合,灵思妙笔,浑融无迹。美好的回忆不过一刹而已。“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等到回到旧地,只怕已是春暮。结笔由过去想到未来,春初想到春深,时空转换处更显其情极悲伤,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从字面上看,是应合此时红萼未宜簪的早春时节而言,而其意蕴实为无计可归,归时人事已非的隐痛。白石怀念合肥女子诸词,如《淡黄柳》“恐梨花落尽成秋色”,《点绛唇》“淮南好。甚时重到。陌上青青草”,《鬲溪梅令》“又恐春风归去绿成阴。玉钿何处寻”,与此词结笔同一语意。
此词与序是一整体。序主要写景物、游赏,上片与之相映照。但序以写景为主,词上片则融情入景,如“云意又还沉沉”。下片摆脱序文笼罩,托出伤心人之别有怀抱,另辟一境。但亦融景入情,如“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柳、还袅万丝金”。下片既是核心层次,上片及序文所写景物、游赏,便成为下片所写悲怀难遣之反衬。此词结构安排可谓严谨。词中意境,先由狭而广,即由城阴竹径而故王台榭,再由广而狭,而深,即由湘云楚水而写出种种悲怀。词境的迤逦展开,也反映出词人心灵由郁闷而希求解脱但终归于悲沉的一段变化历程。此词营造意境亦可谓精心。这是白石词的一大特点:善用暗线结构,时空的转换,意境的切换,情绪的变换均笔断意连,看似无迹可求实,则有暗脉潜通。构思之妙,无如白石。
这是王国维最有名的一首词,其隐喻多义的文学意象、自然流露的哲理思致和悲天悯人的意识形态,在《人间词》中最具代表性。
判断一首词有无言外之意,要看作者的身世经历和思想状态,还要看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更要看作品本身的口吻和姿态。为什么说这首词不是一首传统性质的思妇之作,而是包含了哲理与意识形态之隐喻的作品?因为,当我们读到“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这一句的时候,会强烈感觉到: 那“陌上楼头”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当有了这种感受,再品味整首词就会发现,这首词几乎每一句都包含隐喻之义。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这是写思妇居住的环境。古人常以居处之高来象征楼内人的高洁与脱俗,所以这是在烘托人物形象。“临大道”,是为引出下一句“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轻雷”是指大道上的车马声。杜甫《乐游园歌》云 “白日雷霆夹城仗”,李商隐《无题》诗云 “车走雷声语未通”,都以雷声形容大道上的车马声。“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的是思妇,那是一个孤独寂寞的美丽女子,站在高楼上盼望爱人归来,颇有温庭筠《望江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的意味。如果我们单从这个角度看,则这上半阕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思妇词。
下半阙“一霎车尘生树杪”的意思是说:楼上的思妇注意着远方驰来的每一辆车子,希望有一辆是她爱人乘坐的。但那些车子都没有在楼前停下,而向前驰去,只留下令人失望的车尘。所谓“尘”,其实是一种污染。那京洛的尘土是用来比喻世俗污染的。楼外的行人固然避不过,楼上的观察者也避不过。
“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老”字,有零落凋伤的意思。你可以是清高的也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只要你没有割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所爱和所关怀的人和事,你就无法摆脱同他们一起零落的命运。所以,此句是出自苦难众生的叹息,是自古至今所有善于观察人生却无力把握命运的智者的共同悲哀。此句颇似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词中“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
“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傍晚时下起雨来,明天大街上将到处是污水与泥泞,路人将如何行走?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不也一样贯穿着许许多多无常的变化吗?此句极着力,极曲折。用意难明,焉能谓之“不隔”?虽然“隔”,亦不失为佳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老庄之徒,他们总是站在高高的云端,讽刺嘲笑这个世界的庸常和忙碌;另一类是儒家之徒,他们从感情上与这个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理智上又不接受这个世界的肮脏,他们致力于改变世界,却又常常遭受到沉重的甚至致命的打击。王国维属于后一类。他在词中登高望远,但他的视线永远关注着人间而不是天上。
从高楼俯视大道,会产生这么多联想,大概也只有王国维这种兼有诗人和哲学家气质的人才能做到。其实他还写过一首咏蚕诗,诗中说,蚕辛辛苦苦操劳,繁殖子孙,然后再“辗转周复始”,它这一生到底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活着到底为什么”的问题。人之不同于其他生物,是因为人有理想而且有实现理想的智慧。但人的短暂一生往往不但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还要忍受许多苦难。这当然是一种悲观的人生观,也许是应该被批判的。但须看到,王国维的这种悲观正是由于他对人生的极度执著造成的。楼中那个窈窕女子,尽管楼外有“轻雷”的噪音,有“树杪”的车尘,有“薄晚”的风雨,有“明朝”的流潦,但她所关怀、所期待、所爱的,仍然都在楼外的大地而不在飘渺的虚空,她与大地上的那个世界始终休戚相关。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