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寓含有怀古感今的浓浓深情，语言极为明快，堪称邓剡现存的词中的一篇佳作。
词的上片，“疏雨洗天清，枕簟凉生。井桐一叶做秋声”。暑退寒来之节气替代，说出盛极而衰的人生哲理。宋室覆亡，故国不在，如瑟瑟寒秋，令人心灰神懒。“疏雨洗天清”，然而天清世不清，能奈其何。室内枕席生凉，是实写秋天到来天气生凉，气候更替，室外井桐落叶，既是报秋，又勾起词人对自己身世的感叹。给全词的气氛作了烘托，深含怀古的幽幽情感。“谁念客身轻似叶，千里飘零？”叶随风飘，说明个人命运的不可把握，也表明作者对邦国沦亡悲哀之情。“千里”是概括在广东被俘到建康的旅程。
词的下片，“梦断古台城。月淡潮平。”无限哀思难以排解。邓剡把它带到梦乡，醒来却发觉古台城上梦凄凉。词人的心境本来就很哀伤，但醒来见月色暗淡，海潮泛起，禁不住自己也心潮澎湃，心里更加凄怆。梦醒之后，只能去“便须携酒访新亭”。王导在当年的新亭会上，还主张“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但词人和文天祥都做了俘虏，宋王朝已彻底亡矣。“不见当时王谢宅，烟草青青。”邓剡对世事无常、朝代兴亡的感慨，因为真实的遭遇而显得格外深沉，结句移情入景，寓激于婉，凄苦的亡国之音，袅袅不绝。
这是一首豪迈、瑰丽、新奇的咏雪词，富有生活情趣。
上阕写观看雪景，第一、二句简洁交待了时间、地点、事件；接下来两句便写诗人观看雪景喜悦、激动的心情。时间、地点、情由，一路写来，由“晨起”而“来报”，因“来报”而“卷帘”看“佳瑞”，曲折有致。“高卷”见兴致之高，“远迷”是远近迷漫、迷蒙，到处上下，一片苍茫迷离的皓色，显喜悦、痴迷之情。
下阕前两句从空中，底下写所见迷人雪景，气势豪迈，瑰丽生姿。“盛气栊引炉烟”是写空中雪花纷扬的气势像引发的炉烟蒸腾，“素草寒生玉瑕”，是写地上花草，晶莹剔透，闪着寒栊，象挂满玉碾，真是美丽极了，而且地上、空中，上下辉映，雄迈不失瑰美，俊丽而有豪气。然而更能表现诗仙特色的尚不仅此，而是奇思逸想，为一般人想不出、也道不出来的东西。象“危楼高百尺，伸手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一样，“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大胆新奇，新颖独特，惊人骇俗而又极舍情理，这正是体现李白风格的浪漫主义。天仙一旦豪饮了银河的美酒酩酊大醉后，竟然也顾不得自身的天生丽质，使出如此粗鲁的手段来把白云乱揉得碎末纷飞，化作漫天大雪，遍地银涛。正是这个“狂”字抖擞出宇宙的荚气，开放出仙苑的奇葩，令人神往，这正是诗人以狂墨赋醉诗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词想象奇特瑰丽，不落窠臼，且用语可见其浪漫主义的风格，在毫不羁绊的想象之中雄奇硕健的体格也可以窥得。从所譬喻之喻体来看，都极具或高雅，或冰洁，或传奇雄放之特点，可以推测词人当时心境定当极其开阔，疏放。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