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曲中主要叙述了刘姥姥救贾巧姐出火坑的事情,表达了作者规劝人们济困扶穷的思想观念,警示人们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在这首曲子中,作者用一种庆幸的笔调反复咏叹“留余庆”,借题发挥,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全曲借由巧姐口吻叙述,用语平白直接,含有讽刺意味。
“济困扶穷”与“爱银钱忘骨肉”是强烈的对照。从巧姐的遭遇中看到,“济困扶穷”只能存在刘姥姥这样的劳动者阶层之中;而封建地主阶级,在其覆灭前的挣扎中连骨肉亲情也早已“忘”得一千二净,从而暴露出他们“奸”与“狠”的真面目来。
曲子把王熙凤偶济刘氏,说成是她能“留余庆”,“积得阴功”,那是作者的阶级偏见。曲子还宣扬因果报应,说“乘除加减”,即所谓或增或损,或赏或罚,都是“上有苍穹”一全由老天爷安排决定。这些都是应该批判剔除的封建糟粕。
此曲假托历经家败人亡、又流落烟花巷、最后幸遇曾受恩于贾府的刘姥姥赎救而得脱离苦海的巧姐口吻而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
中秋佳节是我国古代文人经常采用的题材。这首词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中秋赏月的无比赞美之情。
上片的四句写待月的心情,依换韵分两层。“何须急管吹云暝,高寒滟滟开金饼”写人们等待月亮缓慢爬高时的情景。起句作者通过描写“急管吹云暝”的幼稚举动,表现出人们盼月的急切心情。妙在作者并非仅仅依赖“急管”这具体的东西来表达抽象复杂的心情,却在“急管吹云暝”之前冠上“何须”两字。
这样一来就使句意更深一层。不单表现了人们的急切心情;又表现出月出人间的积极主动。下句“高寒滟滟开金饼”具体细致地描写了月如何穿出云丛出现在高空。此句化用苏舜钦《中秋新桥对月》诗:“云头滟滟开金饼。”“滟滟”,光摇动貌,写月的迷人姿态。
“金饼”既以金色形容了月光之明亮耀眼,又以饼的圆形点明是中秋满月。从而很自然地引出“今夕不登楼,一年空过秋”,这是自劝与劝人勿辜负良辰美景的警语。这句既高度赞美了中秋夜月,又为下片赏月铺垫。
下片写赏月,作者扣紧中秋月的特色,一句一个动人的月夜场景,从各个角度来刻画这令人难以忘怀的中秋月夜。换头“桂花香雾冷”是半虚半实的双关语。实者,桂花被月光笼罩着,加上秋夜湿露,看上去朦朦胧胧,若隐若现,桂花透过这“雾气”散发着阵阵幽香。虚者,写月中桂。联系上片的“高寒”很自然地会想到广寒宫的桂树、嫦娥、吴刚、桂子飘香等美丽的传说故事,仿佛感到月中之“桂花香雾冷”,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下句“梧叶西风影”,则实写月光下明亮的夜景。这句与上句同样没有出现“月光”字样,但却通过秋风中梧桐树枝叶的清影反衬月光的明亮。没有月,那有影,不言月光而言树影便将月光的亮度具体可感地写出来了。“西风”二字不只是再点秋季,更重要的是使这个景色变活了,因为有“西风”,能使“梧叶”发出响声,能使“影”动,还能使人仿佛感觉到凉意。这一韵中的“桂花”、“冷”、“梧叶”、“西风”都是节候性强的词语,这就构成了秋月的特征性意境。最后“客醉倚河桥,清光愁玉箫”又换一个镜头,进一层写人在中秋之月的心境。上片“今夕不登楼,一年空过秋”只不过从月明当赏而言,这里却是既赏情景。“客醉”二字最引人深思。
若只言“醉”,有可能是中秋亲朋好友团圆欢聚,一醉方休,但加上一个“客”字就要突破这个可能性了。中秋为“客”,一醉之后,对着团圆的月,就更会因离别而伤心了。“倚河桥”,对着天上、水中的明月,更会浮想联翩,很自然地想到“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诗)的意境。“玉箫”与首句的“急管”遥相呼应,然而两者的情调迥然不同。一个是待月之初,一时忘却客中之感的急切希冀的欢快之音,一个是既见秋月反勾起客愁的冷漠凄凉的愁苦之声。常见的月圆人不圆的主题,作者却并不急于一语道破,先从情理中应有的欢快说起,继用“冷”、“影”稍稍透露气氛,一直憋到最后才吐出一个“愁”字来,不仅在写法上有如剥茧抽丝之妙,而且在效果上收到扣人心弦之妙。这样写出的愁,读者之心能够格外惦量出它的沉重。这是一种别致的艺术手法。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