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新梦后，一天风露小庭深。主人归兴已骎骎。伯恭时守平江府，署中亦有木犀，开时大起归兴，余故有后词末韵。不数月，得请，归芗林旧隐。
千里江山新梦后，一天风露小庭深。主人归兴已骎骎。伯恭时守平江府，署中亦有木犀，开时大起归兴，余故有后词末韵。不数月，得请，归芗林旧隐。
此诗叙述作者夜渡湘水时的所见、所感，表现出作者的淡雅、闲适以及对渔村生活的赞赏。全诗记叙自然，情感真挚而恬淡，反映渔村生活的宁静、和乐，描述采莲女和渔夫的劳动情景，生动真实。
首联“客行贪利涉，夜里渡湘川”两句，写作者为贪赶路程，急于渡河而错过了宿处，只好在夜里乘船渡湘水了。作者用白描手法记述了匆匆赶路的情况，同时也点明了题目“夜渡湘水”。
颔联“露气闻芳杜，歌声识采莲”两句表明，因为是夜渡，对于周围的一切看不清楚，但是，野草的芳香，却带着露水的潮润扑鼻而来，远处不时传来悠扬、清脆的歌声，那是采莲女劳动中的欢声笑语。
颈联“榜人投岸火，渔子宿潭烟”两句写撑船人看到了对岸的光亮，以为是江边渔村，就把船向火光处驶去，等到了近前，才发现原来是渔人夜宿潭边，燃起的烟火。这两句是视觉所见，把渔家生活形象地展现出来。
尾联两句“行侣时相问，浔阳何处边？”一个“时”字，表达出诗人的急切心情。因为诗人急于见到久别的好友，不时地问船夫：浔阳在什么地方？何时才能到达？连夜行舟诗人还嫌慢，可见他当时心情是何等急切。“浔阳”一作“涔阳”。涔阳在今湖南澧县涔阳浦。《九歌·湘君》有“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之句，诗人因联想及此而发问。
全诗记叙自然，情感真挚而恬淡，反映渔村生活的宁静、和乐，描述采莲女和渔夫的劳动情景，生动真实。
上片，词人描写了自己与朝云二人的自然体态与清净的心境。“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词人贬到惠州，已年老容衰；然而他的心地进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维摩清净无欲的境界。值得词人晚年自我欣慰。而朝云呢“空方丈、散花何碍。”她随词人南迁，仍年青貌美，陪伴词人度着贬谪生活。在“方丈”的小天地里学佛，且如同天女散花，与词人一同切磋佛教教义，终有助于词人成为维摩式的心地澄明的佛家人。此等描叙，不是词人的创作虚构，而是他“清净独居一年有半”的真实写照。朝云在他心中是位可爱的女性人物。所以朝云那“朱唇筋点，更髻鬟生彩”的美丽动人的形象仍在他笔下闪光。东坡表明他爱朝云胜于教徒爱教，够虔诚的了，只好又拿出佛教的轮回思想，“千生万生只在”，永远海誓山盟，铭刻于心，付诸诗文。
下片，回忆美好往昔，祝愿朝云来日健康。“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曾记得，你那乐于助人，成全先生的事业，你那“一生辛勤，万里随从”的宽阔胸怀，就表现在你的高洁的情感与媚人的仪态上。曾记得，“闲窗下”，挑灯伴读，学习佛经，又是那样的“敛云凝黛”，严肃之至，好不欢快。很快，词人从回忆的镜头中化出，回到面对面的梳妆台前。看“明朝端午”，万人欢庆传统佳节。在众多的活动中，词人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学古人而“佩兰”。屈原在《离骚》中就赞赏“纫秋兰以为佩”的节日服饰。它既能健身芳心，又能给人以审美情趣，所以词人嘱咐朝云“待学纫为佩”，以此让朝云表现出高洁的形象。朝云只觉东坡对自己太好了。不过许多的诗文是言有尽而意无穷，长久的心愿便是要求东坡“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作为终身的记念。
全词写词人对朝云的深情，深化到如佛教徒对待释迦牟尼那样虔诚的程度。涛涛夜话道家常，情思绵绵无尽期，诚可谓“略去洞房之气味，翻为道人之家风。”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