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他出任永嘉太守的矛盾心情,懊悔自己既不能像潜藏的虬那样安然退隐,又不可能像高飞的鸿那样声震四方,建功立业。第二层写他在病中临窗远眺。第三层写他的思归之情。
前八句为第一层,主要写官场失意后的不满与当时矛盾的处境。魏晋南朝时代权力斗争激烈,仕途风波险恶,因此士族文人既有进取之志,又有企羡隐逸之心,而诗人所面临的,却是两者俱无所得的困境。诗一开头即由此下笔:“潜虬”一句喻深藏不露、孤高自赏的生活,“飞鸿”一句喻奋进高飞、声名动世的境界;下面两句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自己都不能做到,深感惭傀。四句中,第三句紧接第二句,第四句远承第一句,诗意连贯而有变化。以上四句用形象的比喻写出自己的困境,但为何会这样,并未交代清楚,所以又有后四句把前四句加以落实。“进德”谓进取功业,施恩德于世人,与“飞鸿”一句相应。——但虽有此志,却是才智不及。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耿直守正,乃至受人陷害。“退耕”谓退隐田园,以耕作自资,与“潜虬”一句相应。——但徒怀此愿,却是力所未能。以谢氏的富有,当然谈不上“退耕力不任”的问题。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颇有退隐之心,只是为形势所格,无法实现。因为当时谢灵运如果拒绝赴任,就是公开表示与当权者对抗,极可能招致更大麻烦。下面进一步写自己于无奈中来到这偏僻的海隅,入冬后久卧病床,所对唯有萧索枯瑟之空林。全诗由虚入实,由远及近,气氛渐渐降到最低点。
自“衾枕”以下八句为第二层,写登楼所见满目春色。“衾枕昧节候”紧承前一句”卧疴对空林”而来,写卧病中不知不觉,已是冬去春来,同时自然而然引出下旬“褰开暂窥临”。“暂”谓短时间,有抱病强起之意。“倾耳”、“举目”两句,写出诗人对自然风光的极度喜爱。池塘水波轻拍,在倾耳细听之际,令人虑澄意解;远山参差耸立,于放眼遥望之中,使人心旷神怡。眼前是一派景色:“初景”即新春的阳光,正在革除“绪风”即残冬的余风,“新阳”即春代替了“故阴”即冬的统治。“初景”、“新阳”写出总体的感受,是虚笔,下面“池塘”、“园柳”两句,转为近景的具体描绘。“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诗中最著名的诗句之一,曾引起很多人的赞赏,甚至引出一些带有神秘性的传说。但也有人提出:这二句实在很平常,没有什么可夸耀的。究竟应如何看待,颇可稍加分析。
看起来,这一联诗(特别是前一句)确实很平常,毫无锤炼之功,所写景色亦并无特别之处.但应该注意到,它很好地表现了初春之特征及诗人当时的心情。池塘周围(尤其是向阳处)的草,因为得池水滋润,又有坡地挡住寒风,故复苏得早,生长得快,其青青之色也特别的鲜嫩,有欣欣向荣的生气。但它委实太平常,一般人都注意不到。谢灵运久病初起,这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景色突然触动了他,使之感受到春天万物勃发的生机,于是很自然地得到这一清新之句。“园柳变鸣禽”,写柳枝上已有刚刚迁徙来的鸟儿在鸣叫,这同样是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两句诗表现了诗人敏锐的感觉,以及忧郁的心情在春的节律中发生的振荡。再有,宋初诗坛,以谢灵运其人为代表,有一种追求佳句的风气,而通常的佳句,都以反复雕琢、精于刻画取胜。在这样的风气中,此种自然生动而富有韵味的诗句,更显得特出。总之,放在特定的文学环境和具体的诗篇之中来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确不失为佳句,单独抽出来加以评论,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从全诗来看,写到这里,情绪渐渐转向开朗欣喜的暖色调。
第二层是全诗最精彩的部份。诗人在病榻上度过了一个冬天,现已是初春时节了。他凭窗而坐,倾耳细听远处波涛拍岸之声;举目远望群山起伏之影。而近处所见的景致则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人从冬去春回的众多景象中选择了一个细小而典型的镜头:不知不觉间楼外枯草瑟瑟的池塘里竟然春草繁生了;小园垂柳丛中禽鸟鸣声也已变换。正是从池塘小园的变化中,久病的诗人突然意识到,外面已是一派浓郁的春意。这里写景,有声有色,远近交错,充满了蓬勃生气。“池塘”二句为历来诗论家交口赞赏。它的妙处就在于自然清新,不假绳削。
最后六句为第三层。开头两句由登楼观春联想到古代描写春景的诗,借用典故表示自己的感慨,情绪又转向感伤。“祁祁伤豳歌”的“豳歌”,指《诗经·豳风·七月》一篇,诗中有“采蘩祁祁”等描写春景之句。“伤豳歌”,按照《毛诗序》《诗谱》等传统的解释,《七月》是周公在遭受流言、出居东都以避谗害时作的,谢灵运用此典故,带有暗喻的意思。“萋萋感楚吟”的“楚吟”,指《楚辞·招隐士》一篇,其中有“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所谓“感楚吟”,是说有感于隐士的生活。这两句回复到第一层的内容,但并非单纯的重复,而是表示要从困窘的处境中摆脱出来,决心走隐居的道路。接着“索居”“离群”两句,写隐居生活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面,意思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使人容易感到岁月漫长,枯索无味,难以安心。这两句从诗意上说,是指一般人的想法,并非说自己。但在潜在心理上,这种被否定的想法,也隐约透露了他自己的某种疑虑。谢灵运出身华胄,为世人所重,且骄纵自负,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对于他确非易事。但不管怎祥,他归隐的决心已下。全诗结束两句说:“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无闷”语出《周易·乾卦》,意谓大德之人,避世而无所烦忧。这两句意思是:坚持节操岂止古人能够做到,《周易》所谓“遁世无闷”在今人身上同样可以得到征验!这样,诗的情绪便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以高亢的声调收结全篇。也就在这大约半年之后,谢灵运终于称疾辞职,归隐到始宁的祖居。
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郁闷,或是比兴,用虬和鸿的进退得所来说明自己进退失据;或是直抒胸臆,诉说独居异乡的孤苦;或是以景写情,用生趣盎然的江南春景,来衬托诗人内心的抑郁。
此诗以登池上楼为中心,抒发了种种复杂的情绪。这里有孤芳自赏的情调,政治失意的牢骚,进退不得的苦闷,对政敌含而不露的怨愤,归隐的志趣等等,虽然语言颇觉隐晦,却是真实地表现了内心活动的过程。诗中写景部分与抒情结合得相当密切,并且成为诗中情绪变化的枢纽。对景物的描绘,也体现出诗人对自然的喜爱和敏感,而这正是他能够开创山水诗一派的条件。只是,语言过于深奥、句式缺少变化,因求对仗而造成某些重复,也是显著的弱点。这些都有待于诗歌的发展来纠正。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第一首从回顾楚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着笔,与其衰落败亡的结局以及今日遗址荒芜的景象,作强烈的对比。“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是说楚国远承商周二代的王业,国统由来久长,在发展鼎盛时期,曾和齐晋结盟,对抗强秦。楚原是商的属国,后至周,又被周成王正式封为诸侯国。因此可以说“是远接商周祚最长”了。“祚”,指王统。
第二联顺接上联意,写楚国最终由盛而衰,以至为秦所灭。“章华歌舞终萧瑟”,写的便是这种历史的结局。“章华”,即章华台,楚国离宫,旧址有几处,此当指沙市之豫章台。当年章华台上的歌舞,早已萧索寂寥了,但是,“云势风烟旧莽苍”:楚地著名的云势泽,气象依旧,风烟迷蒙,阔大苍茫。这里,诗人以章华歌舞之短暂映照云势风烟之永恒,产生强烈对比,抒发物是人非之感叹,揭示出历史发展之无情。
第三联由历史的回顾转为对眼前景象的描写:“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当年郢都宫殿旧址,如今已野草滋蔓,唯见雁群时时飞起;早已被盗掘的荒坟野冢,如今成了狐兔藏身之所。这景象是多么凄凉败落,它既是诗人眼前所见之景,又是当年楚国衰亡的象征。而导致楚国衰亡的原因,正是屈原在《离骚》中所尖锐指出的,贵族蒙蔽君王,嫉贤还能,朋比为奸惑乱国政。这一历史的教训,使得千秋仁人志士莫不感到感慨万分,热泪沾裳。末联“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是诗人对楚之衰亡所作的结论,也是全诗主旨之所在。“灵均”是屈原的字,“灵均恨”,既是屈原在《离骚》中所无法尽情宣泄的家国无穷之恨,也是陆游在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与屈原共命之叹。
第一首以议论起笔,以抒情落笔,中间两联写景,情寓于景。第二首则首尾写景,中间抒情,情因景而发。第一联:“荆州十月早梅春,徂岁真同下阪轮。”“荆州”,即指郢都;“徂岁”,犹言过去的岁月;“下阪轮”,即下坡的车轮,这里用以形容流光迅速。此联是说荆州十月便是早梅初开的小阳春气候了,时光的流逝的感慨,这是一个胸怀大志、迫切要求报国效命的志士的感慨,是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中包含着对人事代谢现象的探寻。第二联由对屈原的怀想而抒发对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壮志难酬的愤慨,这是伤古,又是悼今。“天地何心穷壮士?江湖自古著羁臣。”写得极为沉重。是啊,天行有常,何曾有导致壮士途穷困厄之心;自古以来,皆因人事之非,以致多少像屈原这样的贞臣节士去国离乡,放逐江湖。这一切怎不令人顿生怨愤,非淋漓痛饮焉能排遣,非慷慨悲歌何以发泄。诗的第三联“淋漓痛饮长亭暮,慷慨悲歌白发新。”正是表达这样一种感情。但是,诗人心中那报国无门的怨愤和苦闷是无法解脱的,所以“淋漓痛饮”于长亭薄暮之中,更显孤独;“慷慨悲歌”于白发初生之际,自增惆怅。这种心情只有泽畔行吟的屈原可以与之相通,美人迟暮悲今古,一瓣心香吊屈平。但眼前却是“欲吊章华无处问,废城霜露湿荆榛。”末联勾画出的这种荆榛满地、霜露侵入的惨淡景象,深深地印在诗人的心上,也引起读者的沉思。
陆游的优秀诗篇大都回荡着爱国激情。在这组诗中,诗人的一纸诗情,又是通过郢都古今盛衰的强烈对比来表现的,并且借屈原的千古遗恨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杨万里说陆游诗“尽拾灵均怨句新”(《跋陆务观剑诗稿》),正可概括这首诗的特色,读后,确如朱熹所云:“令人三叹不能自已。”(《答徐载叔赓》)公元年1178(淳熙五年)五月,陆游又写了《楚城》:“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皆抒发同一感慨。
这是一首闺怨词,把思妇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脸霞红印枕,睡觉来,冠儿还是不整。”女主人公刚刚睡醒起来,慵慵懒懒,云髻微偏,花冠不整,那红红的脸颊上还印着几道枕痕。这两句明显脱自白居易《长恨歌》中“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之句子,说佳人犹如当年的杨妃一样娇弱妩媚,“脸霞红印枕”句为词人的创意,清新别致,富有生活情趣。
“屏间麝煤冷,但眉峰翠压,不珠弹粉。”唐·韩僵《横塘》诗中有“蜀纸麝煤添笔媚,越瓯犀液发茶香”之句。抬头看到屏风上情郎亲笔绘制的那幅水墨画,女主人公翠眉紧锁,眼不簌簌地从粉脸上流下来。这三句描写了美人触景伤怀的黯然销魂状,表现了其相思之苦,意境幽美。
“堂深昼永,燕交飞、风帘露井。恨无人,谠与相思,近日带围宽尽。”更进一层写周围的一切使她由冷漠而产生怅恨的感情。“深”与“永”是从空间与时间上表现出她空虚的感触。厅堂幽深寂静,白日漫长难挨,独坐窗前,望着那双紫燕亲亲热热地翩飞呢喃,不时地从帘下掠过,盘旋在水井旁边,不禁愈发伤感起女主人公的孤寂来。女主人公纵有千种风情,万般相思,却无人可以诉说。终日饱受着相思之苦,眼看着自己日澌消瘦,那腰间的衣带已宽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刺激她产生孤寂失望情绪,而“恨无人与说相思”。作者运用这种反衬手法在加深了对少女内心痛苦情感的描写之后,又进而从形体的变化写她相思之深。“带围宽尽”四个字不仅发挥夸张的效果,加深对少女被病折磨的印象,而且将抽象思维具体化,让读者能从衣带宽大去想象她曾经是体态丰满、柳眉桃腮、笑容可掬的模样,与现在的瘦削的形象作对比,更产生了对她因病重而弱不禁风的样子的怜惜与哀叹。
“重省,残灯朱幌,淡月纱窗,那时风景。此情此景不由让女主人公回想起旧日一起欢聚的情景,静谧的夜里,朱红的帷帐内灯烛幽暗,淡淡的月光照在绮丽的纱窗上,那正是你我良宵共度时。“残”与“淡”给“灯”与“月”抹上一层伤别的色彩,景中有情,表现了少女对这难忘的时刻的回忆是痛苦的。这几句写佳人对美好往事的怀念,过片“重省”转入对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刻画。
“阳台路迥,云雨梦,便无准。”阳台、云雨化用“巫山云雨”的典故。如今与爱人远隔万里,只能期望在梦中相见,希望能像楚襄王会亚山神女一样,但梦中之事又没个定准。这三句由回忆转到梦想,写尽其幽思的无限。
“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细问。问因循、赶了青春,怎生意稳?”等他回来后,女主人公心想一定要先指着枝头的花朵让他看,让他明白“花无百日红”的道理,然后再仔细询问他在分别后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迟迟不归。还要质问他,为什么就这样让大好的青春时光白白浪费。这几句心理描写细腻生动,表现了女主人公爱恨交加的心理状态,设问机灵,俗中有雅,动人心魄。
这首词组细致入地展现了一位思妇因景伤怀——回忆往事——梦想——设想将来的心理发展轨迹,生动感人。全词语句华美、脉络清晰,是一首闺怨题材的佳作。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